2.精神、身体与民族主义政治（第3/3页）

由于这种对于身体和尚武精神的关注蕴含政治的可能性，它不但延伸到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时期，而且也贯穿于鲁迅对于政治、社会关系和文明的思考。他对“民力”的始终一贯的重视也是这一生命主义在政治上的表达。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鲁迅引用1923年《顺天时报》上的一篇社论说：“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意见不同的人。一是民气论者，侧重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前者多则国家终亦衰落，后者多则将强。”“可惜中国历来就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如此。”[7]在谈到“中国的精神文明”时，他以同样的逻辑说：“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他要求“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部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部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意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8]

“民力论”体现在改变环境、也通过改变环境而改变自身的能力问题上。“内在革命”因此不只是“内在的”。但是，鲁迅对身体的关注没有停留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框架下，他对生命的理解首先是对“生命”的价值及其意义的追溯。阿Q的死及其激发起的恐惧感是一个生命意识的觉醒——这一感知同时成为评价社会——政治变迁的尺度之一。

[1]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8—439页。

[2] 竹内好：《鲁迅》，《近代的超克》，第56—57页。

[3] 竹内好：《鲁迅》，《近代的超克》，第57—58页。

[4] 这是提交给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早期现代以降在亚洲和欧洲旅行的治理和官僚体制的观念”（Migrating Ideas of Governance and Bureaucracy in Asia and Europe Since the Early Modern Era”（September 20—22，2010，Tsinghua University）的会议论文。

[5] 鲁迅：《朝花夕拾·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第317页。

[6] 鲁迅：《斯巴达之魂》，《鲁迅全集》第8卷，第9页。

[7]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十》，《鲁迅全集》第3卷，第96页。

[8]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十一》，《鲁迅全集》第3卷，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