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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晚餐结束后，我和亚当落实在六千五百元的工资上。我每星期在他那儿住五天，直到我和谁真的去结婚。我们讨论了亚当和我成婚的可能性，那样会带来不少方便。但不便也会不少。我们还算了笔账，婚姻使我能得到亚当的部分财产，但我的牺牲也颇大：我得牺牲真正婚姻的可能性。他也可能有牺牲，除了损失部分财产，他得牺牲长久性的伴侣；而没有长久性的伴侣，安全系数就大大减低，尤其在这艾滋横生的时代。所以我们通过了“非婚姻”的协议。

M那里我不想撒谎。我对他还剩一些真情。他对我还没有完全心灰意懒。他说话时透出一种语气，我和他是“自己人”，余下的整个人类，包括他妻子，都是“那帮人”。我不知他在我这里的信用还有多少，不过我选择相信他。大概是从亚当那儿学的，亚当动不动就用“选择”这词：我选择不去赌博，我选择不去理会邻居对同性恋的恶感，我选择去喜欢低盐分的菜汤。

我和M在路上漫步。我在电话里把我和亚当从头到尾是怎么回事告诉了他。他便赶了过来。他看见我推着菲比在门前等候他，满脸阳光地朝他扬扬手，他吃惊坏了。我居然化着淡妆，穿着浅米色的名牌开司米毛衣，V形领十分自信地开得极低。我简直比西单菜市场带鱼摊子前的我还苗条轻盈、还无所谓——对吃亏的无所谓。他以为会是个臃肿、邋遢的女人，不三不四有了个孩子，孩子又是麻烦百出……总之，他一路都在想：她还不知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样子呢。我们闷声闷气地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甘心事情就那样完结的。都在刹那问想到。凭什么它就完了呢？他走过来，手按在我的手上。也像买带鱼之后的那个傍晚。他有苦难言似的笑笑。我想起最初就是他这双伤心的眼睛，永远有苦难言的这双榆树叶形的眼睛，是它们惹起的一切。

“你可别哭。”他说。“你他妈的。”我说。“我以为你缺安慰呢。你这么精神，我都要不行了。”

我只是抹着泪一笑。

我们走着说着，他一只手，我一只手，推着菲比。

“这孩子真像你。她三岁多了吧？”他伸手去拍拍菲比的小脑瓜。聚精会神在自己聋哑和盲视的世界里的菲比给他拍得一恼，回头“白”了M一眼。

“她知道是个生人的手。”我伸手过去，摸了摸M刚才拍过的小脑瓜，去掉让她不适的陌生。“菲比要不生那场病，会特别聪明。”谁知道？

“听说可以开刀，恢复视力。起码一部分视力。再过一些年，这种手术可能会普及。”

我没接话。能打听的亚当全打听了，哪来的这种手术？

M在编瞎话安慰我。M在给予女人安慰方面，是很慷慨的。我想，他有这份心，强似没有。现在我看许多问题都是这态度：有幢漂亮的大房住，比没有强。有个亚当隔山隔海地做伴，比没有强。有一份六千五的月薪，太好过没有了。有这么个给点小甜蜜小痛痒的M，也胜过没有。然而，时不时的，又会兜一圈回来，回到一个“何必”上。喝不含酒精的酒，比不喝强，可是何必？

这时我和M把菲比推到了儿童乐园。我拿出——爵墨镜，为菲比戴上。M懂得这是为了不让别的孩子看出菲比的盲视。他很轻地叹了口气，然后他看我抱着菲比登上了滑梯，我坐后，菲比坐前，我俩嗖的一下滑下去。菲比开心了，大声笑起来。由于她不会说话，她的发声器官发出的笑声很奇怪。M就那么看着我们重复攀登、滑落、笑，他看着看着便叹了口气。他看见了，我的一天天就是这么过的。曾经要做诗人，要做服装设计师，要做比较文学的学者，就这样过着一天又一天。

回去的路上，他为我提起亲来。

“他是我的朋友，挺不错的一个律师。比你小一岁，不过你俩站一块显不出来。”他有条有理地说到他的教育背景、性格、工资。

“你想，不好我能介绍给你吗？那帮人里没劲的太多了，我跟你一个德行：坏没事，就怕没劲。看看那帮人，个个的，哪个有劲？”他换成英语俗话，“把屎都能烦出来！”我特别喜欢听M讲英文，卷舌音过火了，成了个讲英语的侉子。

正是他老实巴交的侉子英文使他憨厚无比，使我听信了他。我在周末便去见了律师。律师基本上没任何显著的可憎之处。爱看球类比赛，集邮，没事在电脑上看五花八门的消息，包括男找女女找男的讯息，在电脑上搜集政治笑话和色情笑话，再义不容辞地将这些笑话发散给每一个熟人。他最可取的一点是有幢房子，也在亚当那个“高尚”住宅区。我和他没有什么道理不开始约会。在第三次约会后，我就和他上了床。这时不上床，没有这个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