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万彬彬　圣・奥勒佛大学当代比较文学系教授（第3/6页）

问：能不能说详细一点？

答：文学界一些人批评我的小说的立足点不同，他们站在写实主义的立场想把我的作品也拖进去。后来我越来越个性化，说自己的话，不说他们的话，他们就不理我了。他们死守着写实主义，社会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就是不容许别人有不同的观点。

问：那么有人称你为超现实主义，你的看法怎么样？去年我听说一位先生写评论有独到的见解，也评过你的作品。由于个人隐私权的关系，我不便直说名字。你觉得他也不了解你的作品吗？

答：我不同意称我为超现实主义，我的作品西方人写不出来。一些人从没看完我的小说，有的人硬着头皮看过一两篇短的，就说怎么好怎么好。像《苍老的浮云》，有人看不下去，我跟他谈过话，问他干吗要硬着头皮看。

问：既然你谈到国外，有的评论家把你的作品跟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局外人》（或作《异乡人》）互相比较，说你们很相似，你怎么说？

答：我不同意。我们的主题也许有相通的地方，但是我们完全不同。卡夫卡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他具有女性化的感受，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非常细腻精致的感受。但他是受过教育的，虽然透过变形扭曲，但是仍有思想结构。我是凭空杜撰，凭自己的本能力度造成自己的语言，照我的想象和直觉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问：你是故意打散结构？故意这么写？如果照你这样说，凭直觉和想象写，读者怎么了解你的作品呢？

答：我也不是出于故意，但一写出来就这样。我不管读者。我的脑里只有那么一两位读者。这就是为什么我写《思想汇报》时暗示读者与艺术家之关系，还有艺术本身，日常自我和艺术自我的矛盾。我就处在这个矛盾之中。一方面希望有读者，没有读者的文学是失败的文学，理性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我还是要写，我写的时候心里又总有那么一两位读者。非常矛盾。

问：这倒是可以了解的。西方也有作品不是为市场或者读者而写的。问题不在这里。有人批评你专写龌龊的、脏的，甚至说你太阴冷、太冷酷，缺少爱心，只写黑暗面。

答：这是他们的立足点不对，他们认为只有社会写实主义，只能写社会光明面，他们根本未能进入我的世界。我的世界是冰与火两样在一起，就像我在一篇短篇里描写一个冰的世界，没有幻想，完全是一个存在，一个对立于大家公认的那个存在。就像冰一样冷硬，不能融化。但是冰可以爆炸，可以有火花。也像我写的“死的火焰”，写的时候我没多想，但看得很清楚，它所爆出的火，不是人间的火，非常奇怪，非常耀眼。

问：那么你同意把你的小说跟真实生活中的你连在一起吗？

答：那完全是他们的想象，与我无关。

问：外国肯替你出书是不是因为西方有幻想小说的传统？

答：可能没关系。他们的是非理性文学，是现代文学。我的作品当然有现代主义的因素，但与他们的都不同。

问：谈到现代主义，我们能不能谈谈你的三篇最引起争论的作品：《一个艺术家和读过浪漫主义的县长老头》、《一个女人关于阳刚之气的精彩演说》和《突围表演》，比如说，在你……

答：那篇《一个女人关于阳刚之气的精彩演说》实际上是我的讲演，是一九八八年在上海的讨论会上发表的，后来我把它附在《突围表演》的后面。这篇东西本身在今天看起来是一篇女性主义的宣言。虽然我没学过理论，也全是出于虚构，但它有很强烈的妇女解放和性解放的意识。他们不懂，而且非常反感。我主张一个女人不应该听外界的，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特别反感。而《一个艺术家和读过浪漫主义的县长老头》是一般人看不懂的。在国内引起不少的争论。

问：我看过一篇评论文章，作者说基于他对《突围表演》和《一个艺术家和读过浪漫主义的县长老头》的了解，他们认为你开始从梦幻转向现实，从自身自我的体验转向外在客观描写，从一种人类的整体类的生存状态转向特定精神文化，带有一种冷嘲和讽刺的味道。

答：他根本没看懂。他的评语正在我的预料之中，我写的时候就知道，这些评论会这样评的。《一个艺术家和读过浪漫主义的县长老头》和《一个女人关于阳刚之气的精彩演说》完全不同。“县长老头”是梦幻的作品。他们从表面上看，好像是骂人的，其实与外界无关。是我内心的独白。那五个艺术家都是艺术自我和日常自我分裂成五个人，绝对不是从日常生活中取来的样板。五个艺术家是那么肮脏，龌龊，他们以为写的是他们，是骂他们，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是在谈我的艺术自我，我对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写的是我的世界。他们不懂得深刻的幽默是对自己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