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林丹娅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第6/7页）

问：其五，我发现以你成熟的女性作家身份，却常常给小说第一人称“我”设置了男性身份的观照与发言，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性别倒错，还是有意识的？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

答：前面已经谈到，残雪小说中的人物是灵魂的各个部分。在小说中，以女性身份出现的人物往往是灵魂里最有诗意的那个部分，灵动又飘逸；而以男性身份出现的人物则带有强烈的自审倾向，二者总是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推动着文本向前发展。但有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如后期作品《新生活》等，主角就是女性，她集诗意与自审于一身。到底如何选择性别，只能是无意识的，服从文本需要的，当然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实际上，自审与诗意不可分。再比如《历程》中的皮普准先生，有很深的自审意识，同时他的境界又非常富有诗意，充满了激情。总之残雪的灵魂是非常复杂的，很多东西还未完全崭露出来，很难有定论。问：其六，我曾经说过你小说文本所特有的（针对既成的阅读审美习惯来说它就是怪异的）叙述话语（包括什么叙述对象进入书写及用何种形式进入书写），不管你是有意为之或无意为之，它的客观效果皆显示出它对在男性文化中心的历史下所形成的男性阅读模式所训练出来的良好胃口的破坏。那些在既成识读规则下显得无章可循、毫无逻辑、丑陋、恶心的特征叙述使固有的阅读期待落空，我以为这是具有与男性叙述分庭抗礼的女性叙述，体现出书写意义上的反叛特征。但有批评家朋友指出，为什么这样的句子必须来自女性，是因为写这样句子的人是作家残雪，而残雪恰好是一个女性吗？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我必须有深入与充足的女性文本研究来完善的命题。很想直接地从你这儿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答：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我也一贯认为残雪似的书写只能出自女性之手。只有处于文化边缘的女性，才会有充足的底气运用原始之力来与整个庞大、深重的文化体系分庭抗礼，这件工作还需要非同寻常的耐力，中国妇女恐怕是世界上最有耐力的妇女了。当然这里也要突出提到采用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作为破坏的工具。我不懂我们文学界为什么一谈到西方文化的渗透就谈虎色变，并且要打入另册。我认为这种态度根本不是爱国，而是打着爱国的幌子死抱住旧的传统不放，骨子里头还是天朝心理的二十世纪修订版。我认为明智的态度是对异域的文化持欢迎态度，让它们渗透我们的观念。这样，我们自己垂危的传统才有新生的希望，或者说新的传统才会产生。反之，西方对东方也应是同样的态度吧。死死地去维护是维护不了的，看看社会现状就明白了。我的作品令一些高层次的外国同行也感到很服气，感到为他们的文学传统输了血。因为我的写作产生在中国，因为他们本国的作家很难达到残雪的高度。我认为残雪的作品就是移栽成功的例子，它没有狭隘的地域性的根，它的根是一个藏在灵魂深处的谜。

一些男作家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呢？我想是他们太留恋自己的“根”了，这也是一种恋母情结。他们总觉得自己家里的东西千好万好，别人家里的东西怎么也不合用、不顺手，这样左比较右比较的，就把原有的一点反叛心理丢得于干净净了，更谈不上颠覆的决心和“拿来”的气魄。自古愤怒出诗人，没有了愤怒，没有了灵魂的分裂，当然只好到灵魂的外部（比如某种文化）去找寄托。谈到我自己的根，它就在我的内部，我每天感到它，为了维持对它的这种敏锐感觉，我将不断写下去。

问：妙极。我曾从一些貌似偶合的现象分析中极强烈地感到一种“必然”的作用：某种“女性传统”并非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是在显性渠道中流传的，她更有可能是通过一些隐性的渠道（比如说心理遗传）而传递给貌似孤立的女性个体生命内部从而发挥作用的。因之我料到有一种要令通常人更为发怵的或者更为不快的或者说是更为严峻的事实必须面对，那就是女性与写作之间所具有的特别关系。它们是一种源于女性自身内部的隐秘关系。这也是一个在现实中总要被耳聪目明的人有意无意要无视或不提或淡化或滑稽化的事实。而对我本人来说，我看重残雪的文本实践是因为我相信她的确是无意识。当这份无意识的自然写作状态与女性这个社会性别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意味并昭示着什么？我想她是不是起码在表明一个事实，由于大气候的适宜，哪怕是只有那么一点点适宜，在自古以来就被努力粉饰得光滑漂亮的中国书房里，崭露了一种与其格格不入的植物：从顶多在书房里有一席红袖添香者位置的女性，腾挪为展卷执笔人的现代女性，好歹不再说书房/男性之说，看书房/男性之看，经验书房/男性之经验，感受书房/男性之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