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林丹娅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第7/7页）

答：谈到无意识写作，也与上面那个问题有联系。无意识写作确实是对传统男性文化颠覆的最好、最彻底的方式。生长在中国，人不可能不受传统的浸染，只要你开口说话，开始想事，就要遵循令你厌恶的文化模式。在创作的初期，我尝试过现实主义的模式，但我写下的东西令我讨厌。也许是潜意识里的自我渐渐强大起来，我开始了摆脱一切束缚，踏上漫长的灵魂探索之路的历程。也许作为女性，灵魂上的那一层硬壳相对薄一点，所以更容易达到内部深层的无意识吧。从个人来说，我探索的是自己的灵魂，但对读者来说，那会是谁的灵魂呢？

问：现在来看你的“津津乐道”就比较能够理解了，当然，这也必须是身临其境者才更易理解的事物。打个比方说，如果说你“津津乐道”的是黑暗，我一点也不会怀疑有人会以为你的喋喋不休是一种“矫情”或者是“危言耸听”。它和你的如此“津津乐道”一样正常：不在黑暗中的人永远无法体会黑暗是什么；有的人虽身处黑暗之中但却不觉其黑乐在其中；只有身处明亮与黑暗两界之中的人，才会明确什么是黑暗。但事情常常又是这样，即使知道黑暗是什么的人，也不一定能够说出它们。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想能够说出的这些人，起码是满足了自己需要倾吐的心理而不是压抑，所以，说者在心理上应该是非常健康的，而非人们通常在文本层面上感觉到的那种病态感——残雪为什么光注意到有病的这些东西呢，是不是她自己也有病？另外一种好心人的为残雪辩白之词也反证了这种看法的存在：残雪并不是只让人恶心呕吐，在她的小说里其实也有光明、明白、晓畅、温暖与人情味（潜台词：她有时也与正常作家是一样的呀……）很想知道你对这种看法的看法。

答：我们的国人是有病的国人，甚至可以说病入膏肓。我们患的是什么病？就是鲁迅先生所描述过的阿Q病。头上的癞疤不能说，自我当然更不能看，看了就要做噩梦，出冷汗失去生存的乐趣。学者孙隆基的文章给我的感觉是：要让国人看见自我，等于是要瞎子看见光。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传病。我不悲观也不乐观，我仍然要致力于认识自我的艰苦工作，因为老天赋予了我这份才能，将它发挥到极致是我惟一的乐趣。所有的退路早已全堵死了，我只能向那黑暗的深处不断开拓，不断无中生有，这样做时也给我带来一种英雄主义式的美感。当然这也是我同国人沟通的特殊方式。既然人人病入膏肓，残雪当然也不例外，残雪的不同在于，她要将病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津津乐道地来作形而上的分析，并在说的过程中唤起人对生命，对理想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病入膏肓不一定是不幸，这样的灵魂有可能更充分地感受到天堂光芒的照射，但请注意只是“有可能”，如果你放弃自我批判，这种可能性就消失了。

问：看起来残雪的文本写作活动的确是自然产生的，不是光有理性就能做到的。但人们阅读残雪文本则需要超强的理性。打个比方，嗜食只要本能，服药则需要理性。残雪文本具有药性——我曾经这样表达我对这种药性功能的认识——她们正以叙述黑暗存在的方式突破黑暗：以揭示残缺而期待健全真实的世界，以显示污秽而明净人的内部与外部，以叙述无声的恐惧以消除恐惧，以破坏性的书写呈现自己的创造。

答：在作为作家的残雪身上，“病”和“强健”大概也是一对矛盾，病得越深，自我意识越清晰，理智越健全，健全的理智又似乎是为了促进疾病的泛滥。由于中国文化的馈赠，我感到自己完全有能力将分裂的灵魂钳制在统一体之内，让各个部分不断碰撞，对话。这一点是我对西方作家的优势。我常想，我会比较健康地活到八十岁，著作等身。

问：嘿，我也这么想。自从那一天我知道了一年三百六十天的风霜雨雪以及大年初一都挡不住残雪的长跑、外语学习与中文写作时，我就这么想。在想中隐约看到从古至今并不多的一些中国女性，比如在最苦的长跑项目中能拿奥运会金牌的王军霞……她们的创造与阅读这种创造，似乎都被注定了是永不会轻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这痛苦却是诗意的。何谓诗意的痛苦？打个确切的比方：犹如女人生产人类生命的感觉。遗憾这也是一个不是一切人都能同时同程度地理解并明了的比方。

世界总有这样创造并愿意分享这样创造的人，因之世界总有希望。

作为人类一员的和此刻访问你的我，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