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第17/23页）
夜幕降临了，我和胖子走到外面去，风很紧，眼前飘过一些奶油色的幻影，我们瑟缩着，彼此看不见对方。我并没有把我要说的故事讲出来，我绕来绕去，永远没法接近实质，只要一开口，就发现自己在讲一件编造出来的事，而不是那件事，讲话的目的是引起别人注意。说穿了我根本不打算讲一件什么事，只不过是要弄出一些噪音罢了。从前有一个时候，我倒是很有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的，我解剖过癞蛤蟆，将其内脏一件一件摆在桌上，还有那些小疙瘩，也一一用小刀挑破。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弄出各种噪音，这种噪音和老鼠的噪音大不相同。比如夏天的中午，我们坐在家里，周围很寂静，和我结婚的那家伙忽然弄出“嘣！”的一声响，原来是她乳罩上的勾扣跳出来了，我知道她是故意的，这和老鼠不一样。她大功告成之后就告诉我，说她只要一静下来就会闻见她过世的母亲的头发气味。油灯在庙里炸响着，放爆竹似的，很热闹，胖女人咕噜了几句，忽然说起她想到湖里去。湖很深，但她可以一直走下去，她早巳学会了在水中呼吸，她喜爱那种阴森森的气氛。“只有看见周围晃荡着黑影，水泡一个又一个地上升，倦意才会袭来。”她说着就蹒跚地消失在黑夜里，过了一会儿，又听见她在什么地方叫卖槟榔，声音断断续续，咬着舌头似的。我忽然感到这个庙，我是进不去了，我绕着围墙走了一圈，根本找不到入口，我又绕了一圈，一块砖一块砖摸过去的，还是找不到。细细听来，里面有人语声和油灯炸响的声音，我不甘心，再绕了一圈，也许是两圈或三圈，反正也没法判定，围墙以它的坚实的冰冷嘲弄我发抖的指头。在这种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理想角色，同时又想到对于里面这伙人来说，我的任何身份都与他们无关，他们将我的变化视同儿戏，一直称我为“卖大碗茶的角色”。看来我要绕这潮湿的砖墙转到天亮去了，我从小有一种钻牛角尖的脾气，喜欢将一些毫无意义的事进行到底……
我明白过来，我只能是一个收买旧钢笔的。即使我用尽全力弄出种种的噪音，或者一天扮演一个角色，不断地变换嗓音，或化妆，或披麻袋，或扮演跛足者，或吞吃生蛇，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关键是他们根本不大看得见我。他们在蒸气里头忙碌着，洗头呀，砸核桃呀，修脚趾甲呀，捣鼠洞呀，搭阁楼呀什么的，满身大汗。那一次我在冷水里头呆了那么久，引起了老太婆的注意，但她注意的不是我，她对我这个人毫无兴趣，她注意的是我那块怀表，她想骗去送给她妹妹，她千方百计向我证明，怀表一落进水池就彻底毁坏了。不管我冷得发抖，她扼着我的脖子非要我答应放弃怀表不可。“你要它有什么用？你没地方挂，因为你根本没有一个身体。而我，我可以将它好好地挂在脖子上。”她横蛮地说。“他呀，他是一股阴风。”和我结婚的那家伙断然下了结论，“我半夜里伸手往他睡的那边一探，手指立刻冻硬了。床上什么也没有。一个东西在房里飘飘荡荡，大群的灰鸽在地上寻食。”我总是在太阳天改变主意，我认为那种天气于我十分有利。虽然打不开眼皮，虽然尿胀，我兴之所至总有些新想法，总在干着一些事，我干事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个角色。我已经好久好久什么也不干了，因为好久以来就不出太阳。现在耳边再没有太阳那种明朗的锐叫，南风也不再轰响，只有鸽子们窸窸窣窣，有猝不及防的陷阱。我被他们遗忘了，我不甘心，我怎么能甘心，明天天一亮我要把屋顶的瓦捅它个稀巴烂，我还要将走廊里的那匹豹子放出去咬人，这使我自己觉得在扮演一个勇士的角色……
四 母亲的呓语
我走进太阳里面去过一次。那是一天中午午睡醒来，房间里充满了蚕豆花的香味，这香味引来了一对蝴蝶，飞上飞下。我一摸脑袋，它就像报警器一样大放怪声，还射出一种金属的白光。我的儿子大喊大叫，推推搡搡让我上外面去。“外面正出太阳，野兔子在黏土上奔跑，树叶透着鲜味……”他引诱我说。我捂着头走出门，阳光似乎是一条一条的，像蛇一样钻来钻去。我记得我走过了一段石板路，一块一块的石板很烫，鞋底都被烧焦了。只要我抬一抬眼，就看见那座起火的塔。塔很高，顶上面有一个窗子，有一个人在窗台上试验小小的太阳灶，大火烧着了他的衣服。在塔后面，苍穹红通通。我磕磕绊绊地跑起来，我记忆中前面有个小树林。“何必跑，也许是个幻影，林子里那一大群一大群的野兔，随时都有可能绊着你。哼！”儿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瞪着两颗血红的眼珠。我很热，塔还在燃烧，晃动的火舌舔着了我的眉毛。逃跑的确是徒劳的，因为地平线伸展得很远，视野以内全是滚烫的石板。的确有野兔，但全是那种不真实的火红色的兔子，且听不到奔跑的脚步声。现在看得清了，阳光是一条一条的赤色小蛇，动不动就从胯间钻过，蛇头上顶着一团刺目的火光，放眼看去，如满地流星。我的儿子对炎热无动于衷。人家告诉我他每天爬到塔顶去试验太阳灶，但那小子明明不是他。在家里的时候，他总埋怨我的眼珠色彩复杂，“很凶恶似的。”我的眼珠在阳光里究竟会反射出什么颜色来呢？我对这件事想了又想。在我的衣袋里面有一面小镜子，我掏出来一照，看见里面有个很大的E字，黑色的，翻来覆去都是这个字。镜子里怎么会照出E字来呢？但我记得那么清，我照过不下三十次了，只要在太阳里，每次都是那个E。除非在屋里，很阴冷，将镜子摆在桌子上，映出来的才是我那呆板浮肿的脸相。阳光一从我胯下钻过，我总要失落一些东西。有时是一个皮夹，黑色的，有时又是一朵旧扣花。那种情形里我往往随手抓住迎面碰到的一个人汇起报来，我说起话来，就仿佛很流利似的。那人手执钢笔和笔记本，一一记下我所说的，严肃得很，还用手不时挡开阳光，向我提出那种正式公文似的问题：病毒性感冒将引起哪几种并发症？他这一问刺激了我的神经，我变得更兴奋，更健谈，我生怕他听不完我的话就离开，甚至伸手揪住他的胸口，咄咄逼人。那人也并不躲开，只是一刻比一刻变得面容模糊，身体轻飘起来。我明知大事不好，依旧放机枪似的讲话，讲完后抬起头来，只觉得眼珠里满是五颜六色的东西，面部表情大概也是凶神恶煞的，心里又懊恼，又惶惶然。这些人，为什么每次都带得有钢笔和一个记录本，这是一件深奥莫测的事。他们的脸色都很油润，而且都能轻而易举地用一只薄而窄的手掌挡开太阳光，并且都会在感情冲动的关键时刻立即隐退，分明是要摆脱干系。那时他们很谦虚地笑一笑，然后就不知去向了。摆脱干系这件事也很微妙：他们要摆脱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干系？又是怎样凭自觉领悟到这种干系的？我努力迎合他们，他们却始终将我看成异己分子。当我在屋里眼光焦躁不安，过于急切地寻找丢失的那些东西时，我的女儿往往重重设防，使我沮丧不已。她或者干脆翘着二郎腿懒洋洋地说：“我有个朋友做了一个套子把自己套起来，像蚕子的茧似的，一直到最后的日子，连掉下的皮屑都好好的在里面，也不用担心太阳。哪里有遗失这码子事呢，都是寻开心的呢。”直说得我面红耳赤。我出去时总躲着她，小心翼翼，起先我从窗口溜走，后来我连屋也不归了，就沿街溜达。夜很长，很空虚，我非在下一次找人谈谈梧桐树不可，我一定要很灵巧地抓住一个人就谈起来，那株梧桐树很高，很直，在紫红的天空里，叶片哗啦啦哗啦啦地大喊大叫，强调什么似的。只要我提到有棵会喊叫的树，女儿就说是马蜂窝，还说我的眼有问题。从她出生那天起，这颗树就死掉了，我能证实个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