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蒋晓云小说里的真情与假缘（第6/10页）

即在这些小说里，蒋晓云对婚姻这件事，或者说对夫妻这一伦兴趣还是很大。但她写的不再是为自己精明打算的那批青年。“宴之二”里的新娘袁倩文也是台北青年，但她出生于一个顽固的旧式家庭，父亲管教尤其严，受害的不只她自己，还有她那个大学“毕不了业”的弟弟。倩文身许那位香港来的青年同事梁炳智，主要要逃出她自己这个家。梁炳智名义上算是公司“小老板”，照道理应该很有钱，可是手头很穷。对他来说，结婚“原也是加盖个章的事”（传闻他在香港已有妻室），二人就在法院跟另外八对新人公证结婚了。我们同硬拉出席的那两位证婚人一样，吃了一顿“乱不消化”的婚宴。我们不知道袁、梁二人的追求经过，也不知道二人相爱的程度。我们只知道袁倩文是未征求家长同意而结婚的，在家里连打扮一下都不敢，“几夜没好睡，脸上发了几颗豆子”，一点做新娘的喜气也没有，连她弟弟也不便参加婚礼，但她离开了那个家，同认识才不久的香港青年度日子，至少是一个新生命的开端。

《快乐头家娘》美治跟她男人林正义自南部搬居台北，开了一家美容院，男的驶出租车，二人对生活很满意，有了两个孩子。她曾为他“通缉在案”而担忧过，那天晚上他从南部回来，那件案子处理得很顺心，即带太太到小路摊旁，吃两碗汤面谈谈南部之行。正义站起来去会账的当口，美治还在同他说话，“却忽然住了嘴”：

原来正义的手已不知何时揽上了她的腰。从前常常这样，那时还没结婚，她帮人家做，正义等她下班，两人吃过消夜，他就这样送她回去。她那时很瘦，怎么生小孩以后会这样胖?本来也不觉得腰粗，他的手一环，她才惊觉了。

“我们以前常常出来摊仔吃消夜。”正义说。美治笑了，他也记得。

“美治笑了，他也记得”这句话写尽了一对普通夫妻之间的恩爱——大学青年在“姻缘路”上走到天涯尽头而不能得到的那种恩爱。范伦婷用尽心机，求伟颂到她家里吃顿饭，一点也没有拉回他的心，连吃饭的面子也不给她，径自走了。《掉伞天》里，有一天晚饭后维圣要同他太太温存一番。云梅躺在床上，吃晚饭时曾吐过，现在看到“维圣这个摘眼镜的预备动作”，反感更深：

心里一紧张，猛地翻身，倒正赶上维圣凑过来，躲也躲不掉，只得由他。一股子混合菜味冲进口鼻，隐隐还觉得他齿缝里残留了肉丝。云梅又是一阵恶心，用力推开维圣，就床沿趴着，可也没什么吐的了。

相比起来，美治的“笑”象征了夫妻之爱的一个更高的境界。吃完面回家后，很可能二人急不得待要在床上做爱（正义一回家就有此意了），连牙都来不及刷，但美治爱她的丈夫，并且感到家境日好一日，绝不会嫌他嘴里的“混合菜味”的。

《去乡》写的是蒋晓云父母亲的老家岳阳，她只能凭他们口述和一些照片得知这个古城在那个时期的情况。杨敬远是当地望属，抗战发动后他即“丢开了学业去从戎”，身负“财主”和“国民政府军官”这两个罪名，再也不能留在岳阳了，只好离开妻小先逃到广州去。决定走的那天，他下午回到家还得偷偷摸摸地躲在一旁，因为太太正在同人讲话。最后客人送走了：

那头终于掩了门。杨太太转身朝屋里走。她走得不快，微微低着头，院里草长，没了她的脚，她身上阴丹士林布旗袍被风吹动一点点。敬远看着她，仿佛觉得眼前走来的还是当日在街头演抗日话剧的活泼高女学生；又或是他在学校外边等她，她是匆匆来赴约的初恋少女，脸上还留着被同学笑了的羞红。时间就在她走来、他走去的那一瞬间退了回去，后来的一切好好坏坏也许都不曾有过……

蒋晓云在这里肯定了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和他们纯真的爱情。同白先勇一样，她写下了当代青年专为自己打算的一面，对她自己父亲那一代的青年反而增添了一份由衷的景仰。最主要的，他们那一代恋爱方式虽已洋化，骨子里还是地道的中国人。敬远同他太太秉德和五个月大的儿子话别，写得非常动人。秉德尤其具有中国古代妇女的美德，临难不乱而显出一种庄严肃穆的神情。敬远带走的那把油纸伞，秉德当夜先在伞柄里塞藏了一些首饰和美金，做他的盘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