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而温暖的死（第2/6页）

“说不定你看错了，”她站在水槽前洗碗，把洗好的碗碟递给我擦干，“她不像是过马路会被车撞到的那种人。也许只是有点儿相像的另一个人。”她朝旁边瞄我一眼。

我把擦干的碗碟摞在一起，放进橱柜。她洗了手，解掉围裙。

“要不要喝红茶？”我问。

她无声地点下头，从餐桌上的七星烟盒里抽出一支用我的银色打火机点燃。

我转身去泡了两杯红茶，打开书架上的音响，放入迈尔斯·戴维斯的《酷派的诞生》。悠扬的小号声与夜色一起注满房间。

我们在餐桌面对面坐下。我也点了一支烟。

她伸过手抚摸了一下我的脸。“别乱想了，”她微笑着说，“你是有点不一样。”

我低头喝了口温热的红茶，不知道要说什么好。我们一起听了会儿音乐。迈尔斯·戴维斯与吉尔·艾文斯1949年合作出品，西海岸爵士乐的开山之作，冷静而柔软，犹如秋日午后的落叶。我点了第二支烟。

“我和她睡过觉。”我突然没头没脑地说。话一出口，自己也吃了一惊。

“什么？”她从红茶上方扬起头，一脸的迷惑。随即像记起什么似的“哦”了一声。表情转换令人想起汽车的自动雨刷。

“你知道？”

“认识你之前就知道。”

话听上去说不通，但再想想则在情理之中。她一只手托住下巴，朝我笑笑，笑容仿佛在说“无所谓的，想说什么只管说好了”。

“她告诉你的？”我问。

她点点头，用另一只手拨弄着红茶袋用细线系住的标签。

那时我到报社刚满两年，结婚差一个月三年，差三个月过二十八岁生日。没有小孩，养了一只猫。

我在报社负责编辑两三个版面，主要是介绍新潮家用电器以及家庭装修材料。比如最新款的数码相机啦，会播放音乐的电饭煲啦，再比如防水地板、环保型涂料、可拆卸家具什么的。虽然无聊，但收入不赖。业余时间试着写小说，但总没法集中精力，被各种琐事牵扯着——就像在长途客车上看电影。

她比我早一年进报社，是专跑治安线的新闻记者。经常在半夜奔赴哪个凶杀现场，然后连夜写成新闻报道。留短发，胸部丰满，笑容简洁，一看就觉得精明能干。在那天晚上一起喝酒之前，我们的关系仅止于知道对方姓名，见面点头打个招呼而已。

那天晚上我值班——每半个月要轮到值一次夜班。凌晨两点，我在值班室登记簿上打钩，锁门离开。我按下电梯的下降键，然后看着电梯门上方的数字由1开始依次上升，到15时停留了一下，接着继续攀升，当数字变为25时，响起仿佛微波炉里三明治加热结束时“叮”的一声。过道上两盆无精打采的绿色植物似乎被惊醒过来。我跨入空无一人的电梯间，在电梯门准备关的时候按住了开门键。我听到有人大喊“电梯来了，我要挂电话了”，同时伴以沉闷的关门声和高跟鞋敲击大理石地面的笃笃声。她闪入电梯，手中握着银色的索尼手机，看到靠在角落的我时表情停顿了二分之一秒，随即换上无懈可击的礼貌的微笑。

“谢谢。”她说。说完叹息一声。

“很累？”电梯开始下降。

“嗯——”她莞尔一笑，是不一样的笑，看来她收藏有种类繁多的微笑，“已经习惯了。”

“又发生了什么血案？”我开玩笑说。

“无聊得很。”她轻轻挥了挥手，像是要驱走看不见的小蚊虫。

电梯继续下降。从二十五层回到地面的时间比想象中要漫长得多。

“刚进电梯看到你吓了一跳。”

“怎么了？”

“看到电梯门一直开着等我，心里很奇怪，心想难道它能听懂我的话——结果一进来看到你在角落。所以……”看样子她还想说什么，但却又不知如何说才好。于是她又笑笑，意思大致是“不好意思，解释不好”。

我同样还以质量中等偏上的微笑，表示理解。我确实理解。有很多感受无法顺利诉诸语言。

电梯抵达一楼。我们走出电梯，穿过大厅，走出报社大楼。不知为什么，两人好像都松了一口气。外面空气清新，黄色路灯下无人的街道一直伸向远方。

“你今天值班？”不像是问句的问句。

“嗯。”我们的关系好像由于深夜共乘电梯而奇妙地贴近了。深夜里人是会变得不太一样。

“还有事吗？”她若无其事地轻声问道。轻得我都怀疑她是否真的说过。

“没事。”我说。妻子出差了，明天休息日，她令人有好感，没有理由拒绝。“要么到哪儿去坐坐。”我接着说。

我们在路口跳上一辆出租车，去了一间我知道的通宵营业的酒吧。酒吧里几乎没人，我们挑了个临窗的位子坐下。她要了芝华士12年，我则要了波旁威士忌。我们边喝酒边胡乱聊了一会儿。她采访中的趣事，各自部门的怪人，最新型号的手机，等等。酒吧音箱流出烟一般的钢琴曲，窗外的街景如同一幅静物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