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7/7页）

怪不得那些自以为受过良好教育，觉得自己比没有读过书的人更高贵、更优雅的人，准会来到某位作家面前，祝贺他或她在什么地方获得了好评。但他不会考虑是否有必要读一读那本书，或者想一想他们感兴趣的是否只是成功……

怪不得描写某个主题的书（比方说白日做梦吧）一旦出版，即刻就有许多大学、协会、电视节目写信给作者，邀请他去谈谈白日做梦。至于这本书的阅读，那是他们最后才想到的。这种现象被认为很正常，一点也不荒谬……

怪不得有这么一位男子或女子，批评家或评论家，他所学本来有限，对某位作家的作品更是知之甚少，但他就敢以屈尊俯就的姿态去评论那位已经写出十五部书，具有二十或三十年写作经验的作家。他还摆出十分厌烦的样子，或者说他所考虑的只是他的学术业绩。他还指导那位作家，告诉他接下去写什么，怎么写。没有人觉得这很荒唐，那位年轻的批评家或评论家，当然更不会觉得荒唐，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当作家的恩人，如何将历史上受过庇护的作家一一记录在案，从莎士比亚开始，一直到今天。

怪不得一位考古学教授写到北美某个部落如何掌握植物学、医学、心理学知识时会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人还没有自己的书面语言……”没有人觉得他的话很荒谬。

怪不得在雪莱诞辰一百周年时，三位具有相同教育背景、来自相同类型大学的年轻人，会在同一周时间里分别在三种不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异口同声地为雪莱说了几句苍白无力的好话，然后便大事谴责，好像他们提到他的名字，已经给了他很大的面子。似乎没有人想过，这种现象的出现只能表明我们的文学系统出了严重的问题。

最后……回头再说这部小说，对于作者来说，真是受益匪浅。举一个例子吧：这部书写出后过了十年，我还能一周内收到三封来信，分别来自三位有知识、有教养、有热情的人。真难为他们费心劳神给我写信。一位好像来自约翰内斯堡，一位来自旧金山，还有一位来自布达佩斯。这边我坐在伦敦，一封封地看。与平常那些来信一样，少不了一些感激作者的话，说我写出的东西给了他们激励、启迪，甚至义愤，云云。但其中一封信全谈性战争，说男人对女人如何无情，女人对男人如何无情。一封长长的来信其他的什么都没说，因为她（并非永远是“她”）在书中所看到的除了性战争没有其他内容。

第二封来信谈的是政治，作者也许是一位像我一样的前“赤色分子”，他或她写了好几页，除了政治别的什么也没提。

第三封信的作者不知是男是女，他在书中所看到的是精神病的主题。他的观点在过去还算新鲜，但现在则是拾人牙慧了。

但这都是在说同一本书啊。

这种现象很自然使人想到这样一些问题：作为读者究竟在书中看到了什么？为什么有的人只看到这一面，而另一面却视而不见？作为作家，他已把话说得那么清楚，读者的理解却那么千差万别，这事你说怪不怪？

从这里想出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那就是：作为作家，如果他认为读者能像他自己那样认识他的作品，能按他所理解的那样理解小说的构思与旨趣，那他的错觉就不仅仅属于天真，还意味着他不懂得一个十分重要的道理：只有当一本书的构思、形态和意图不被人所理解时，它才显得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具有再生效应，从而引发思考与探索。构思、形态和意图一旦被认清，其中的奥秘也就不复存在了。

一本书内在的生命就是它的形式和形态，当读者能像作家自己那样一目了然地认识它的形式和形态时，也许这时就该丢开它，因为这本书的生命已经结束，读者应该看看别的书了。

多丽丝·莱辛

一九七一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