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5/7页）

就像置身于政治圈的人那样，孩子们从小就被告知自己是自由的，民主主义者可以有意志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他们生活在自由的国度，可以自己作出决定。同时，他们又是这个时代的假设和臆断的奴隶，他们不能为此提出质疑，因为从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是怎么存在的。当年轻人达到有必要在文学艺术和科学之间作出选择的年纪时（我们都想当然地以为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通常选择文学艺术，因为他们觉得这里有人道、自由和选择。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早已被一种体系模式化了：他们不知道选择本身就是扎根在我们文化中的虚幻的二分法的产物。那些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愿让自己进一步被模式化的人于是准备离开，在半自觉、半本能的冲动中谋求不至于导致人格分裂的职业。在现有的制度下，从警察局到学术界，从医学界到政界，我们都很少去注意那些离去的人。这种淘汰现象一直在发生，如果发生在早期，很有可能将那些具有创造性和改革精神的人排斥出去，留下那些墨守陈规，与原有的职业形象更相符的人。年轻的警察离开警察局，他说他不喜欢不得不从事的工作。年轻教师离开教学岗位，因为她的理想破灭了。社会机器悄悄运转着，不被人注意，但它依然那么强大，总能确保我们的制度的严厉性和压迫性。

在这样一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一旦成了批评家和评论家，就不可能为那些痴心追求创新的作家和艺术家作出富有想像力与创造精神的判断。他们能够做的，他们能够做得好的，只是告诉作家：他的小说或剧本如何写才能与当前的情感与思维模式，即观念的风尚保持一致。他们就像石蕊试纸。他们是毫无价值的风速测定仪。他们是最敏感的公众舆论气压计。你能从这里见到情绪与观念的变化比任何地方都快，能超过他们的只有政治风云了。这是因为这些人所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如此：他们留意身边的人，关注他人的观点，随时准备修正自己去迎合权威者，迎合“现成的思想观念”——对了，这“现成的”就是他们的启示！

也许我们的教育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有可能，但我不相信。准确地描述事物，叫出事物的适当名称，这至少也是有用的。但从观念而论，在孩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全程中，有必要反复向他们强调的是：

“你们正处在一个被灌输的阶段。我们的教育制度还没有完善，除了灌输式，我们还没有别的好办法。很抱歉，这也是我们现在能做的一切了。你们在这里学到的只是现行的偏见与我们这特殊文化所推崇的价值取向的混合体。稍微了解一点历史就能知道，这些东西肯定不能持久。你们所受的教育由那些墨守陈规的人所施行，他们只懂得如何去适应前辈留下的那套思想体系。这是一种为自身的不灭而设计的体系。应该鼓励你们当中头脑更健全、更具个性的人离开学校，找到自学的办法，学会自己作出评判。那些留下来的一定要记住，每时每刻都记住：他们正在被模式化，规范化，以适应我们这个特殊社会既狭隘又特殊的需要。”

与其他作家一样，我经常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的年轻人的信件，他们打算写论文，评论我的作品。他们总是说：“请为我提供一份有关您的著作的论文清单，告诉我那些报道过您的批评家和权威的名字。”他们还要求我提供无数相关的细节，数量之多就像移民局的案卷，他们通过学习得知，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

对于这样的要求，我会回答：“亲爱的学生：你疯了。值得你阅读的书不计其数，你何必整年整月地去写一本书，甚至一个作家呢？你没有发觉自己成了某个有害的体制的牺牲品吗？如果你是自己决定把我的书作为选题，如果你一定得写一篇论文——请相信我，你觉得我写的东西对你有用，这我很感激——那你为什么不去读读我写的东西，凭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经验加以验证，并从自己的思考中作出判断呢？别去理会什么白教授黑教授吧。”

“亲爱的作家，”他们会这样回答，“我必须知道权威是怎么说的。如果我不引用他们的观点，我的导师不会给我打分的。”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体制，从乌拉尔到南斯拉夫，从明尼苏达到曼彻斯特，都一模一样。

问题是，我们对此已经习惯，我们再也看不出它的坏处。

我并不习惯它，因为我十四岁时就退学了。有一阵子，我曾为此而难过，以为自己错过了某些宝贵的东西。如今我庆幸这次逃避。《金色笔记》出版以后，我有意对文学这台机器作了研究，调查了批评家或评论家的制作过程，我还阅读了不计其数的考试卷，结果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坐在教室里讲授文学课，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