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3/7页）

长时间挥之不去的另一个想法是：小说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个患“障碍症”的艺术家。这是因为有关艺术家的主题有一阵子一直主导着艺术界：左右着画家、作家和音乐家。所有的大作家都用这个主题，大多数二流作家也用。他们的原型是艺术家，其镜影则是商人，从这一面看是创造者，从另一面看则是麻木不仁的粗野之徒。我们的文化就寄生在他们的胯下。这两种意象都超越了敏感性、苦难和极端的利己主义，只是因为他们手上有艺术品，这种利己主义才被宽容——同理，商人也有他应被宽容的理由。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的现状，从而忘记了艺术家作为范例这个新主题。一百年前的英雄不是艺术家。那时的英雄是战士、帝国的创建者、探险家、神职人员、政治家，等等。女人的情况十分糟糕，她们中难得出现一个南丁格尔。只有怪人和行为反常者才想做艺术家，但也不得不为之奋斗。当我决定描写我们时代的“艺术家”或“作家”时，我觉得有必要给这个人物设置一个障碍，并通过探讨这个障碍的成因来阐述这个主题。这就意味着我得将战争、饥饿、贫穷这些压倒一切的大问题与那个企图反映这些问题的渺小个体联系在一起。但令人无法容忍的，真正让人无法接受的正是这个极其孤立、极其自恋、自视过高的人物。年轻人对艺术家有年轻人自己的认识，他们改变着这个形象，在创造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成千上万的人在拍摄电影，协助电影制作，发行各种各样的报纸，创作音乐，从事绘画、写作、摄影，等等。通过不计其数的拷贝，他们已经排斥了那个孤立的、富有创造性的、生性敏感的人物。这一倾向已趋向极端，到头来必然出现某种反拨，这是很正常的。

“艺术家”这个主题还不得与另一个主题“主观性”联系在一起。当我着手写作时，作家们还得刻意不表现“主观”。这种压力源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它是社会学文艺批评的一个艺术主张，这套理论体系由一班才俊首创于十九世纪的俄国，其中最著名的是别林斯基，他们利用艺术，尤其是文学，跟沙皇专制与压迫作斗争。这套理论很快广为传播，五十年代末，我们英国就以“责任说”与之遥相呼应。在社会主义国家，它至今仍有市场。所谓“责任”，用句简单明了的话说就是：“罗马都着火了，你怎么还有心思考虑愚蠢的个人私事啊”。如果这一说法来自于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来自于做什么事都被你由衷敬佩的那些人，比如努力与南非的种族歧视作斗争的人，那你就很难置若罔闻了。然而，长期以来，形形式式的艺术，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变得越来越个性化。在《蓝色笔记》中，安娜谈到她的讲座时是这样说的：“‘中世纪的艺术是集体的，非个人的，它表现的是群体意识。那里没有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所具有的那种感人而痛苦的个性化特征。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抛弃个人化艺术那种激动人心的自我吹嘘，回归到表现人类的责任和相互间兄弟般情谊的艺术中去，从而将表现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的题材抛在一边。西方文学已经逐渐变成发自灵魂的痛苦呻吟。痛苦已是我们时代的最大现实……’我一直在说这样的话。但三个月以前，在一次讲座中，我开始变得结结巴巴，难以为继了”。

安娜变得结结巴巴，是因为她想回避什么。一旦出现某种压力或潮流，你是很难避开它的：你无法避开你的强烈的主观性。如果你乐意，你可以把这主观性称作作家为时代所承担的责任。你无法置之不理：你写一部关于建造大桥或大坝的书，就不能不涉及建造者的思想与感情。（你觉得我是在鹦鹉学舌吗？根本不是。当时，这种非此即彼的论断正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的核心。）我终于懂得：要想摆脱或克服因描写“个人的小事”而引起的困惑和不安，不妨承认非个人的现象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根本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描写你自己，实际上就是描写他人，因为你所面临的问题，你的喜怒哀乐，你所具有的非同凡响的思想观念也不是你个人独有的。所谓“主观性”，就是先入为主地将实际上存在无限可能性的个体渺小化，处置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个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以此来冲破个性化，即主观性的局限，从而使个体性具有普遍性，并使私人的经验转化为大于私人的东西。实际上，这也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当你还是个孩子时，你就会想到：“我在爱”，“我在感受这样或那样的情感，我在思考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个人所谓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思议的经历其实是众人所共有的，这道理只有当你成长了才能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