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2/7页）

（那么，为什么要写小说呢？是啊，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我们还得生存……）

有的书由于跳过了某个观念的阶段，想当然地将尚未出现的某个社会的信息具象化，很容易被人误读。我是以妇女解放运动所引发的种种观念似乎已经存在为前提写出这部小说的。一九六二年出了第一版，至今已有十年。如果它是今天出版的，有可能写得更好读，而不仅仅是旁敲侧击。时局的变化太快了！某些矫揉造作就不会见诸于文字。就说十年，甚至五年以前吧，那是一个性叛逆的时代，由男性作家写出的不计其数的小说和剧本都在激烈地抨击妇女——尤其在美国，还有我们英国——妇女被描写成悍妇和淫妇，特别是婚姻的破坏者和插足者。男性作家的这种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向来作为无瑕可击的哲学基础、极其正常的思想观念被世人接受，当然，没有人会想到这是对妇女的仇视、专横或神经过敏。这种状况仍在继续，但现在的情况已有所改观，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当时只是埋头写作，根本没有想过这部作品是否会被读者接受。我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不仅仅因为这部小说难写——我脑子里有个计划，我按这个计划连贯地写下去，这本身就有难度——而且因为我需要一边写一边学。预先给自己勾勒出一个严谨的结构，并设置出诸多限制，这种做法也许能挤压出一些最意想不到的新东西。开始写作时，突然冒出的许多观念和经验，我都认不得是否属于自己了。先不说用于写作的人生经历，光写作的过程本身，就令人痛苦而难忘。它简直改变了我这个人。写作的全过程令我百感交集，当我将手稿交给出版商和朋友时，自己也觉得我写的是一本关于性战争的宣传册，我还发现，不管当时怎样辩解，这份诊断结论是改变不了的。

然而，这部书的内质，它的结构，里面所描写的一切，都既含蓄又清晰地表明：我们不应该将事物分离，不应该让人格分裂。

“束缚。自由。善。恶。是。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性。爱……”《自由女性》中的安娜在阐述小说的主旨：这个主旨她是大声喊出来的，是用锣鼓喇叭宣布的……至少我是这样想像的。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在一本称为“金色笔记”的书里，其中称为“金色笔记”的章节可以视为核心，承受全书的重量，表明作者的立场。

但事实并非如此。

别的主旨也进入了这部作品的构造之中，这对我来说是严峻的：多年以来，那些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的观念和志趣都聚集到一块了。

我的一个想法是：在不列颠，要想找到像一百年前，即上个世纪中期的托尔斯泰描写俄国，司汤达描写法国那样一部反映知识与道德风貌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就这一点而论，我们只有弃权的权利。）阅读《红与黑》和《红与白》，你能了解法国，似乎你自己就生活在那里。阅读《安娜·卡列尼娜》，你能了解俄国。但维多利亚时期没有一部小说具有如此的功用。哈代告诉我们贫穷是怎么回事，人的想像力一旦超越一个狭隘的时代，又会发生什么事，做一个殉道者又将是怎样的情景。乔治·艾略特就其能力而言，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以为，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妇女，她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即使在她不屑于与时代的虚伪为伍时，也不得不扮演一个好女人的角色。她太讲道德，因此不能理解很多东西。梅瑞狄斯是一位被人严重低估的作家，他也许最接近司汤达他们。特罗洛普也尝试过这样的主题，但缺乏广度。没有一部小说能像威廉·莫里斯所写的传记那样生动精彩地表现观念的冲突。

当然，就我而论，我相信女性用来观察生活的滤色镜与男性的那面是一样有效的……这个问题先搁置一边吧，或者干脆不去考虑它，我觉得：要想“触摸”本世纪中叶意识形态的脉膊，你就得置身于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论争都是在社会主义各个阶段中展开的。在各种运动、战争或革命的参与者眼里，这些运动无论前进，或停止不前，或倒退，都属于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我想，我们至少得承认，将来人们回顾我们这个时代时，也许跟我们的看法截然不同，就像我们现在回顾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甚至俄国革命时，我们的看法跟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与它的各种支派已将思想迅速而有效地播布到世界各地，即便到了“过时”的一天，也已经被吸收，成了日常思维的一部分。三十或四十年前，某些观念还只是固封在极左分子内部，但二十年前，这些思想已在左派内部普遍蔓延，而到了十年前，已经成了左派和右派嘴上叨念的社会观的老生常谈。如此被深度吸收过的某些东西到后来就成了一种能量——它成了主导的力量，在我着手撰写的这部小说中，还得作为中心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