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笔记（第4/12页）

“要是一个人会遭到不属于他一伙的另一人的侵扰，为什么人们就不会——我指的是人民大众——遭到异己者的侵扰呢？”

他躺在床上，合着爵士乐节奏拍着自己的嘴唇，像在弹拨一把想像中的吉他。他没作回答，只做了个鬼脸，那意思是说：我正在听呢。

“问题的关键是，同志……”我停下了，听自己如何以一种讽刺挖苦的怀旧口吻说这个词，现在我们都是这样说的。我想这与那位放映员嘲弄的语气最接近了——是不信任和破坏的表现。

索尔搁下了他想像中的吉他，说：“哦，同志，如果你是说广大群众受了外来情感的影响，那么同志，我很高兴，你不顾一切仍坚持着你的社会主义原则。”

他语带讥讽地用“同志”、“群众”这些词，而这时他的声音又变得痛苦了：“因此，同志，我们必须做的事，便是作好安排，向广大群众——他们就像许多空空的容器一样——灌输美好、有用、纯洁、善意而又和平的情感，正像我们这样。”他说的绝不是讥刺，不完全是放映员的口气，但也差不多。

我说：“这便是我所说的那类事，那种嘲弄，但你是很少这样做的。”

“由于我从一个百分之百的革命者裂变出来，我发现我已裂变得一无是处，都惹自己讨厌了。这是因为我从未睁着眼生活，以使自己变得成熟起来。我这一生是这样度过的——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随时准备着听从某人一声召唤：‘拿起武器’，或者是‘办好那个集体农庄’，或者是‘组织起那条纠察线’。我一直相信不到三十岁我就会牺牲。”

“所有的年轻人都相信他们不到三十岁就会牺牲。他们受不了岁月的摧残。但我又算得老几，可以评说他们的不是？”

“我可不是所有的人，我是索尔·格林。难怪我不得不离开美国。离开的人中没一个像我这样说话的。他们的遭遇——我过去一度知道不少。我们都曾是世界的改造者。现在我若驾车走遍全国，去看望昔日的老朋友，他们都已结婚成家或发迹了，他们会喝个酩酊大醉，私下开怀畅谈，因为美国人的价值观都发臭了。”

我哈哈大笑，因为他那么阴郁地说到成家。他抬头看看我为什么笑，接着说：“噢，是的，是的，我说的是真的。我会走进一位老朋友漂亮的新公寓，我会说：‘嗨，你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可知道这简直糟透了，你可知道你是在毁灭自己？’而他就会回答：‘那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会说：‘我所听说的是真的吗——你成了告密者，告发了你的老朋友？’而他就会很快再呷一口酒，说：‘不过，索尔，我有着老婆孩子要养活啊。’天哪，是的。因此我挺讨厌老婆和孩子，我讨厌她们也是正当的。是的，好，笑吧，还有什么比我这种理想主义更可笑呢——这真是太老式了，太天真了！有一件事你是再也不能对任何人说的，这似乎就是：你心底里清楚，你不该这样生活。那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不，你是没法说，你是个令人讨厌的书呆子……说了又有什么用，人们早就没有心肝了。今年早些时候我本该到古巴去，投奔卡斯特罗，然后英勇献身。”

“显然没必要，既然你没去。”

“必要性会有的，尽管刚才你一直在颂扬机缘。”

“要是你真的想献身，周围有的是革命，你都可以去成为烈士。”

“我并不适合去过那种安排好的生活。你知道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吗，安娜？我愿付任何代价回到当年那个时代，那时我属于聚在街角的理想主义少年团伙，相信我们能够改变一切。那是我一生中惟一感到幸福的时候。是的，行啦，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

于是我就不说了。他抬起头看着我，说：“但是，这很清楚，我要你把话说出来。”

于是我说：“美国男人都喜欢回忆并向往他们年轻时那种成群结伙的生活。那时他们还没有家室之累和事业成功的压力。我每遇到一位美国人，总会等待他真正容光焕发的时刻——那便是他谈起自己小时候的伙伴的时候。”

“谢谢，”他郁郁不乐地说，“那样就把我有过的最强烈的感情都封存起来并将它清除了。”

“这便是我们的毛病所在了。我们最强烈的感情都一一封存起来。由于某种原因，它们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脱节了。我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和一个男人相爱，就这么回事。这方面我倒是真有才能的。”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和他的一样阴郁沉闷，于是我起床走向电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