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2/6页）

《傲慢与偏见》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里所说的婚姻，显然不涉及感情，纯粹是个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对于那些待嫁的女孩子，彬格莱只是个抽象存在，她们远远看见他“身穿蓝上衣，骑着一匹黑马”就足够了。关键是有“财产”。人们常常笼统地认为奥斯丁专门描写爱情与婚姻，其实她首先和主要是写婚姻问题，不是作为爱情结果的婚姻，而是作为经济需要的婚姻。因此，我们可以说，与作者的宣称相反，所谓“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根本不是什么“举世公认”的“真理”，而只是班纳特太太的一厢情愿。我们也可以说，在《傲慢与偏见》中，真正的“举世公认的真理”，不是“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而是“没有财产的妇女需要嫁有财产的丈夫”！

从《傲慢与偏见》的整个描写来看，作者探索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即占有欲泛滥成灾的社会条件下的婚姻关系，推而广之，也是考察经济关系在婚姻、在人们生活中的决定作用。

《傲慢与偏见》里描写了各种不同的婚姻关系，吉英与彬格莱、达西与伊丽莎白、韦翰与丽迪雅、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夏绿蒂与丽迪雅代表两种极端，前者只追求“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9]；后者却纯粹出于性的冲动，完全不顾后果。《傲慢与偏见》也描写了人们对婚姻的不同追求与看法。如咖苔琳夫人一心要把女儿安娜小姐嫁给外甥达西，以便“把两家的地产合起来”，她并且认为达西“有义务”、“有责任”这样做。有两万镑嫁妆的咖罗琳·彬格莱小姐一贯挥霍无度，喜欢与有身份地位的人结交，紧紧盯住年进一万镑的达西先生。彬格莱小姐还极力阻止她哥哥与班纳特家的大女儿吉英之间的爱情，她希望哥哥娶达西的妹妹乔治安娜小姐，一来可以“增加财产、提高地位”，二来亲上加亲，可以此促成她自己与达西的婚事……达西的表兄费茨威廉上校是位伯爵的小儿子，不能继承家产和爵位，他坦白地向伊丽莎白说，自己挥霍惯了，在婚姻大事上不能不考虑钱财。他说，在婚姻问题上只有达西有条件不受钱财的约束而自由选择。}

对这形形色色的婚姻关系和婚姻观，作道义上的谴责是无济于事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使整个故事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

历来英国小说描写婚姻的不知有多少，但像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那样透彻地从经济关系方面抓住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在英国小说里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奥斯丁用最透辟的眼光向人们表明，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无非是金钱交易、利益的结合。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的结婚是个典型。柯林斯牧师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又受到咖苔琳·德·包尔夫人的提拔，获得了教区牧师的职位，他有了房子，有了很不错的收入，就缺个会理家又会陪伴他的驯服太太，加之他“施主”的怂恿，因此他急于娶妻。从夏绿蒂方面而言，则她从这桩婚事中得到了房子、小园子、家具陈设等一个舒服的小家。伊丽莎白去看望她时发现，“操作家务，饲养家禽，教区事物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对她还没有失去其吸引力……”^{[10]，“只要把柯林斯忘掉，其余一切都很舒适融洽”[11]。在这种婚姻关系中，有趣的是，没有财产的妇女的确嫁了有财产的单身汉，但在婚姻带给她的乐趣中，恰恰没有丈夫的地位。这不是对小说一开始提出的“举世公认的真理”的一种绝妙的讽刺吗？}

但问题不仅止于此。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种标准化的婚姻关系，令人特别不舒服，为他们感到难堪。在奥斯丁笔下，它之所以令人不舒服，关键在于事情办得那样仓促，采取纯粹的、赤裸裸的交易形式。

我们由此便可以理解，在《傲慢与偏见》第一章中，班纳特太太要抓住新迁来的彬格莱先生，为什么非要催着自己的丈夫出发先去拜访他不可。按照资产阶级婚姻“仪式”的要求，必须得由一家之主的班纳特先生率先去拜访新来者，待对方做过礼节性的回访后，主妇方可出面设家宴招待客人，而在家宴上，女儿们便露面了。这是促使有财产的单身汉陷入情网的第一步。紧接着便是舞会，喜欢跳舞被视为一个“好兆头”，是“导致谈情说爱的一个步骤”^{[12]，这也许是奥斯丁小说里舞会场面多的一个原因吧。总之，通过夏绿蒂的婚姻，通过她做到的和没有做到的，奥斯丁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而且还审视了它的形式方面，即它的“仪式”。在吉英与彬格莱的关系中，吉英虽然默默地爱上了彬格莱，却从不表露，直等到最后彬格莱向她求婚。他们的结合完全合乎“仪式”，是资产阶级“自由选择”、“有爱情”的婚姻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