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第4/6页)

[17]我们重温恩格斯那段名言,应该注意到他说的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是“从本阶级选择”。我们通过表面的“仪式”看到了选择过程。更重要的是,manners的要求则保证这选择限于本阶级。因此,奥斯丁对“仪式”和“教养”的强调不仅不削弱她在《傲慢与偏见》中对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揭示,相反从“仪式”到实质,奥斯丁围绕资产阶级婚姻揭示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道德的真理。若说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实际上是为恩格斯的论断做了形象的注释,这话也不为过吧。


奥斯丁素来长于刻画人物,有的批评家还认为在这点上她可以与莎士比亚媲美。英国著名作家E.M.福斯特的小说理论名著《小说面面观》在分析“立体”人物(与“扁平”人物相对而言)时便以奥斯丁的人物为例。实际上,奥斯丁的某些人物基本上只是漫画,是扁平的。班纳特太太和柯林斯牧师,他们身上只有一个基本特征,这个特征从一开始就交待清楚了。如小说的第一章寥寥数百字的对话就把班纳特太太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呈现在读者面前,人物后来的言行不过是他们固有特征在新的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如同音乐中的变调。同样,柯林斯牧师的第一封信也是一幅自画像,他后来的言行(和书信)只不过是进一步的自我暴露而已。奥斯丁的另一些人物,如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班纳特的性格就有发展,而且还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正合了福斯特对立体人物的要求。但是无论如何,扁平也好,立体也好,《傲慢与偏见》中描写得最出色的人物形象——伊丽莎白、班纳特太太、柯林斯牧师——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好像可以从书本中走出来,我们仿佛听到伊丽莎白爽朗而调皮的笑声、班纳特太太那喋喋不休的抱怨和柯林斯牧师滔滔不绝的废话。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奥斯丁在描写人物形象时使用的嘲讽语调和喜剧手法,当她说班纳特太太“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18]时,她的语言还仅是简洁而准确的。但当她接着写到“只要碰到不称心的事,她就自以为神经衰弱”[19]时,就含有嘲讽了。奥斯丁还善于自己躲在后面,让人物通过最普通的语言自己暴露自己。《傲慢与偏见》开头时,班纳特太太急于抢先认识彬格莱,不指望靠郎格太太的介绍,她说“我不相信郎格太太肯这么做。她自己有两个亲侄女。她是个自私自利、假仁假义的女人,我瞧不起她”[20]。而第五十四章到了故事的结尾,吉英与彬格莱的婚事已成定局,班纳特太太心里高兴,又提起这位始终没有露面的郎格太太,说:“我觉得郎格太太这个人真是太好了;她的侄女儿们都是些规规矩矩的好姑娘,只可惜长得一点也不好看。我真喜欢她们。”[21]这两段话一前一后,遥相呼应,不是把班纳特太太嫁女儿的竞争心理以及她的反复无常、自我中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吗?再如柯林斯牧师把班纳特一家搅了半天也没有娶他们的女儿,班纳特太太早就对他烦透了,而柯林斯牧师临走时还“答应”给他们“再来一封谢函”!“答应”二字用得好,充分点出这个厌物的迟钝,竟丝毫没有觉察出班纳特一家人永远也不想见到他或收到他的片言只语!又如对咖苔琳夫人的描写。咖苔琳夫人的马车路过门口,柯林斯牧师全家手忙脚乱出去迎接,伊丽莎白却说:“就是这么回事吗?我还以为是猪猡闯进了花园呢,原来只不过是咖苔琳夫人母女俩。”[22]这话虽然说得挖苦,戳破了咖苔琳夫人自己吹起来的唬人架势,但过于直率不够含蓄。再看下文中对咖苔琳夫人的描写:“只要哪一个佃户不驯服、不知足或穷得活不下去,她就亲自出马到村子里去调解纠纷、压制怨言,把他们骂得恢复太平与富足!”[23]她请柯林斯等人吃饭,饭前“打发客人到窗口去欣赏风景”,饭后又要大家聆听她来“断定第二天的天气会如何”[24]。这里仅仅通过几个小词的安排,一个专横跋扈的老太婆的讽刺画像便跃然纸上了。

在《傲慢与偏见》这样一部以喜剧性为基调的作品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基本上只有理性的人和愚蠢的人,骗子韦翰也许除外。但读者可能会注意到,韦翰完全是从外部描写的,读者无法真正了解他。他在故事中主要起道具的作用。而对书中的蠢人,作者不仅让他们自己暴露自己,并且还用喜剧手法让他们以自己的愚蠢惩罚自己。如咖苔琳夫人兴师动众跑到班纳特家向伊丽莎白问罪,原是要扼杀达西与伊丽莎白的爱情,可是,事实上,正是她这一举动为这一对相爱的人沟通信息,促成了他们的结合。伊丽莎白调皮地说:“咖苔琳夫人倒帮了极大的忙,她自己也应该高兴,因为她喜欢帮人家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