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12/21页）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的意思是结果和手段应该分开。

妮拉·瓦赫达提：我把创作过程当作一种必要的盗窃行为。如果对一部优美的作品深入挖掘，布斯图勒先生，您一定会找出形形色色不光彩的举动。创作意味着对他人生活的恣意破坏，把他们变成不情愿，也不知情的参与者。你盗取别人的欲望，别人的梦想，偷走别人的缺陷，别人的痛苦。你拿走了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故意在这样做。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就特别长于此道。

妮拉·瓦赫达提：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某种崇高、堂皇的艺术观念，而只是因为我没有选择。创作的冲动实在过于强烈，如果我不屈服，就会失去理智。您问我是否引以为荣。我发现有的东西很难去夸耀，因为我知道，这是通过道德上有疑问的手段获得的。谁吆喝谁决定吧，或者谁也别做这个决定。

她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又拿瓶子里剩下的给自己满上。

妮拉·瓦赫达提：不过呢，我可以告诉您，在喀布尔一个替我吆喝的人都没有。在喀布尔没人把我看成是什么先锋，我只是个粗俗，放荡，不道德的人物。尤其是我父亲。他说我写的东西纯属婊子的梦话。他用的就是这个字眼。他说我败坏了他的姓氏，再也无法补救。他说我背叛了他。他不停地问我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做一个品行端正的女人就那么难。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是怎样回答的？

妮拉·瓦赫达提：我告诉他，我不在乎他那套品行端正的说辞。我告诉他，我才不想拿狗链子往自己的脖子上套呢。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猜这只会让他更生气。

妮拉·瓦赫达提：那当然。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接下来的话当讲不当讲。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我确实理解他的愤怒。

她眉毛一立。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就像个族长，对不对？而您对他相信的一切，珍视的一切，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争辩呢，在某种程度上说，既通过您的生活，也通过您的写作，是在为女性拓展新的边界，让女性拥有以自己的身份发言的权利，从而实现合理的自我认同。您当年一直在反抗男人的垄断性特权，这种特权世世代代都由他那样的男人把持着。可以说，您当年讲的是不能讲的话。您当年从事的是一场小规模的、一个女人单打独斗的革命。

妮拉·瓦赫达提：那段时间我一直以为自己在写性。

艾蒂安·布斯图勒：性确实是一个方面，难道不对吗？

我翻了翻笔记，提到几首诗，它们都非常明显地涉及了肉欲——《棘》，《枕》，《如果没有等待》。我也实言相告，这几首并非我的最爱。我评论说，它们缺乏细腻和朦胧。打动我的是诗中的挑衅色彩，而这正是阿富汗妇女的愤怒控诉。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我的确愤怒，我愤怒是因为那种一定要让我与性绝缘、与我自己的身体绝缘的态度。因为我是个女人。而女人，你不知道吗，女人在感情上，在道德上，在智力上，统统都发育不全。女人缺乏自我控制，对不对，她们容易受到肉体上的诱惑。她们是性欲超强的生物，因此必须加以约束，以免她们钻进每一个艾哈迈德，每一个马哈茂德的被窝。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是……请恕我直言……您恰恰就是这样做的，对吗？

妮拉·瓦赫达提：那只是对旧观念的抗议。

她爆出一阵开心的大笑，充满了调皮和狡猾的机灵劲儿。她问我想不想吃午饭，说她女儿最近刚帮她把冰箱装满，接下来她做了熏火腿三明治，吃到嘴里才知道好吃极了。她只做了一个。她自己喝酒。她又拿了一瓶，拔掉塞子，点了支烟，这才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是否同意，布斯图勒先生，为了这次交谈，我们应该让气氛保持融洽？

我说我同意。

妮拉·瓦赫达提：那就帮我两个忙：一、吃您的三明治；二、不许再看我酒杯。

不用说，这一招先发制人，打消了我探问喝酒之事的所有念头。

艾蒂安·布斯图勒：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病了，那是1948年，我十九岁。病得很厉害，具体什么病我就不说了。父亲带我去德里看病。他陪我待了六个星期，让大夫们给我治疗。他们说我差点死掉。也许我应该死。对一个年轻诗人而言，死亡大概是个相当不错的事业上的进步。回来以后，我变得脆弱而孤僻。我厌倦了写作。食物、谈话和娱乐都变得索然无味。我讨厌有人来访。我只想拉上窗帘，整天睡觉，也希望天天如此。这的确成了我最主要的活动。最后，我下了床，慢慢恢复了日常作息，只因为这是一个人不得不为的必要活动，以此保持身体的机能和表面上的教养。可我觉得不完整了，好像把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留在了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