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第5/6页）

缝纫工对唐阿邦迪奥说的关于无名氏的话是真实的，从我们不再谈论他那天开始，他一直坚持按照自己的打算行事：弥补过失，寻求和平，解救穷苦的人。总之，他抓住每一个机会行善积德。以前，他的勇气总体现在欺负他人和保护自己上，如今，他的勇气却不再表现在欺负他人和保护自己上了。他总是独自一人散步，不再携带任何武器，时刻准备着面对自己之前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带来的恶果。此刻，他觉得，自己曾欠过很多人的债，倘若自己再犯什么杀戮以此来保护自己的话，那不啻又多犯了一条新罪。他还觉得，人们对他所做的任何伤害都是对上帝的一种亵渎，可对他自己而言，却是理所应当的，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报应。尤为重要的是，他比这世上任何人都更没有权利去报复那些伤害自己的人。然而，以前他为了保护自己，豢养过很多暴徒杀手，自己也全副武装，可如今，他手无寸铁，但其安全并未受到丝毫影响。他昔日的凶猛残忍仍然历历在目，而如今的温顺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者使得众人总想报复他，而后者却又令这一报复变得容易起来。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两者令众人对他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感，而这也恰好成为了他人身安全的主要保障。他就是当初那个任何人都无法使其屈服的人，可如今他却愿屈辱自己。从前他那可鄙的行为激怒了众人，众人惧怕他、憎恶他，可如今，人们看到他如此的谦卑，之前的种种怨恨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那些遭受他欺负的人出乎意料地便消除了一切危险，顿时很满足，这是一种即使他们最成功地报复了他也无法得到的满足，是一种看到一位沾满血腥的人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满足，也可以说是一种同他们一起对之前的那些罪过感到愤慨的满足。曾经，许多人对他的怨恨，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因为痛惜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无法比他更强大，都无法对他的某些重大的罪过实行报复，而变得愈发强烈，愈发刻骨铭心，可如今看到他独自一人，徒手而行，毫无反抗的迹象，他们顿时便对他肃然起敬。他那发自内心的自贬，使得他的举止和行为自然而然地透露出更加优雅、更加高尚的特征，同时也可更加清楚地看到，蕴含了比之前更加坦诚的蔑视危险的气魄。那些视其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的人，看到公众对他这位诚心改过自新的人的敬畏，也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愤怒和怨恨。人们对他的敬畏、赞扬竟达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至于使得他总是想要去躲避这些。他不得不小心自己的面貌和举止，一方面既不能对自己心里的内疚显得过于清楚，另一方面又不能过分地谦卑，以免受到过多的赞赏。他总是坐在教堂的后面，其他任何人都不敢去坐这一位置，因为，这样会被视为霸占荣誉的一种行为。另外，倘若有人冒犯他，或者不尊敬他，不仅会被视为粗暴无礼和品性恶劣，更会被视为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即使对于那些能够借助别人的这种情感来约束自己的人，也或多或少地默认了这一感情。

这些原因同其他原因一起使得政府赦免了对无名氏的惩罚，保证了他的安全，尽管他对自己的安全并不在意。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的家庭，一直以来就是他的保护伞，如今对他更是有益，因为如今在他显赫的、狼藉的声名外，又增加了其痛改前非的荣誉和对其堪称典范的行为的赞颂。地方政府和显贵人士也同众人一样，对他的这一改变表示由衷的高兴。因此，要是此时去冒犯这样一位备受关注的人物，定会显得极不合适。除此之外，政府深深陷入了对活跃的、反复滋长的动乱所作的斗争之中，而且是持久的、又常常是失败的斗争；如今，政府已摆脱了那最难以制服、最令人烦心的动乱，当然会深感欣慰；再加上由这位无名氏自愿改过自新引发的救赎行为，更是政府不曾见过的、求之不得的。惩罚一位圣人，显然并非一个有效的手段，却足以勾销无力处置罪犯的耻辱。要是开了这种处罚的先例，只会产生一种效果，那就是阻碍其他像无名氏这样的暴徒悔过自新。或许是由于红衣主教费德里戈帮助无名氏皈依了上帝，所以无名氏的大名便也同费德里戈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这也成为了他神圣的保护伞。那时的基督教当权者同世俗当权者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彼此间老是争斗，可是却又不会专门毁掉彼此，而且他们还总是交替使用敌对与赞扬，抗争与尊重的手段，他们有时甚至联手去干同一件事，但从来不会有讲和的意思。因此，在这样的情势和观念的影响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便会形成这一局面：教会的宽恕，虽不能使当权者赦免无名氏的罪行，但也使得人们逐渐忘记此事，前者所产生的效果正是双方所期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