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第6/7页）

从没文化的老百姓的发明中，有学识的人获得了符合他们自己思想的东西；从这些有学识的人的发明中，老百姓也获得了他们能够尽量理解的东西。他们一起形成了庞杂混乱、共同狂热的群众。

不过，那些医生的行为，才令人觉得更加惊奇。我说的医生，指的是那些从一开始就相信该传染病就是瘟疫的人，尤其是塔迪诺，是他自己预言说那是瘟疫，并目睹着它的到来，可以说，他亲眼看见了它的发展。他公开断言那是瘟疫，说其是通过接触传播的，还说要是对其不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它定会使整个国家都染上此病。可是，后来，他却将这些结果作为涂抹毒物的一个论据。他在米兰第二个死于瘟疫的患者卡洛·科隆纳的身上发现，谵妄是此病的一种症状，后来，他却将此事作为涂毒这一可怕的阴谋的证据。这事大致是这样的：有两个目击证人，他们透露说，自己曾听到一个身患瘟疫的朋友说，有一天晚上，有几个人来到他的房间，说要是愿在附近的住房上涂抹毒物，那他就给这位病人健康和财富，而他一再拒绝，最后那几人便离开了，留给他的是床下的一只狼和床上的三只猫。它们一直待在那儿，直到天亮。

要是说只有一个人那么想，得出那样的结论，我们还可以说是他自己太过古怪，根本不值得一提；可是，很多人都是那么认为的，那这便成为人们当时思绪的一种典范了。而且它还显示了那些有条不紊、理智的思绪是怎样被另一种思绪直接扰乱的。从其他方面来讲，这位塔迪诺还是当时米兰非常有名气的人士之一。

两位著名的、享有较高声誉的作家曾写道，红衣主教费德里戈对涂毒一事很是怀疑。我们很高兴能在回忆这位优秀、慈善的人时，给予他更加全面的赞扬，同时呈现出这位善良的主教在此事上，就像在很多其他事上，超越许多同时代的人的品格。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在他身上呈现出的公众舆论对于人们的巨大压力，即使像对他那样最高贵的思想也是如此。至少从里帕蒙蒂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起初，费德里戈确实对此事有所怀疑，后来，他也认为公众的舆论确实包含大量的轻信、无知和害怕，他希望能够找到某种托词来弥补自己这么迟缓的承认，而且他还发现，公众的观点虽然有些夸大，可是其中有的方面还是说得很有道理。安布罗焦图书馆还保存着由费德里戈亲自撰写的有关此次瘟疫的小册子。以下就是他的这种情感，其中有一次竟清楚地表达出来：“有关涂毒一事的报道多种多样，其构造之法也是层出不穷，其中有的我们认为是真的，另外一些则是编撰的。”

不过，有些人自始至终，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认定此事全然是想象的产物。我们并不是从这些人本人那里获知这一观点的，因为没有谁有足够的胆量当众吐露自己与公众截然对立的观点。我们是从一些作家那儿获知此种观点的，这些作家或嘲笑、或指责、或驳斥这种观点，说它只是一小撮人的成见，是一种不敢拿出来供公众争辩的谬误，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观点毕竟存在。我们还从另外一位知晓民间传说的人士那儿了解到此观点。“我在米兰就遇到过很多明智之人，”善良的穆拉托里在以上提及的文章中写道，“他们从自己的祖辈那儿得知有关此事的可信的评述，他们都不相信有关涂毒一事的种种报道。”看起来真理仍然在慢慢流传，尽管人们只是对家人才会说出，可是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不过，这些家人都将其掩藏起来，不敢明说，怕引起公众的谴责。

地方官员的人数每日都在减少。对每件事，他们都失去了信心，感到十分困惑，可以说，他们将自己那唯一尚存的勇气，唯一的那点快要消失的决心，花在了寻找涂毒者上。他们自以为把那些涂毒者找出来全不费功夫。

当然，随之而来的审判既不是这一类审判的开始，也不能将其视为审判史上的罕见之事。因为，我们暂时撇开古董不谈，只谈跟我们所讲述之事较近的年代里的一些事：1526年在巴勒莫，1530年、1545年以及1574年在日内瓦，1536年在卡萨尔·蒙费拉托，1555年在帕多瓦，以及1599年和1630年在都灵，都有一位或者多位不幸人士被指控曾用粉末、毒物和巫术，或者同时用这几种手段来传播瘟疫。这些人最后遭受了审判，还被处以最残忍的极刑。不过，在米兰所发生的所谓的涂抹毒物一事，由于长时间以来一直被众人记得，而且传播得很广，因此，它可能是最值得研究的东西了。或者，说得更明白点，那就是在很多方面，它都值得众人研究，因为它确实给人们留下了很多详细而又真实的材料。尽管不久前，我们才赞扬了一位作家，讲述到了此事，不过，他的目的也并非是为了将此事写成历史，说得更实在点，而是想从中获取有关这个话题的最为重要，也最为广泛的论据。对我们来说，这段历史可以形成一部新的作品的素材。不过，这些也不是用几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而此处也不是更进一步讨论它的场所。此外，我们在这些事上逗留了那么久，兴许读者们已不再想进一步了解我们所讲述的这些了。因此，我们还是将这些事留给另一部著作去讲述和探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