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尘最深处漫歌柳永（第2/4页）

文人雅士即使不做官，他们的行为也得符合雅的标准。吟诗作赋无疑是雅的，隐居林泉也是雅的，哪怕是垂钓溪边、伐柯山林也是雅的，因为姜太公和《诗经》有了先例。文人做雅事，也就为自己留了后路，随时可以出来做那件不算太雅但是人人心里都趋之若鹜的事情：做官。如果实在做不了，退而求其次也可以高蹈世外，终老林泉，死后也许会有人给自己一个“靖节”的私谥。

柳永错就错在没有为自己留后路。流连山水是大雅，而流连柳巷，咏怀男女之爱则是大俗了。一两次科举失利就如此一俗到底，即使以后皇帝想起用你，他也不得不因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而有所顾虑，这不是自断后路吗？

说起来柳永也颇委屈：男欢女爱向来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从《诗经》开始就咏叹不绝，文人们不但不以为俗，反以为雅，为何到柳永手里就变成大俗了呢？

有些事，圣人做得，凡人却做不得。

《诗经》首篇便是“关关雎鸠”，写男子想念女子睡不着觉是“辗转反侧”，写梦中情人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些美丽的诗句本都是凡夫俗子的昵昵儿女语，有着红尘之中的永恒的追求与美。可是孔夫子一句“思无邪”，硬生生地将《诗经》中那些新鲜灵动的情诗变成了庙堂之上的宏大叙事，后世腐儒陈陈相因，言闺情必是香草美人，柳永直写闺阁之思，反倒成了不高雅，至少是不高尚。

原来儿女之情本身只能是个幌子，店里卖的酒必须是万机北宸的味道，是为兴寄。挂羊头卖狗肉才是正宗，若挂羊头卖羊肉，反而是俚俗之至，绝不能登大雅之堂。

由此可见，雅俗之泾渭分明，距离可以光年计，谁敢说大俗即大雅？

但是话说回来，柳永的遭遇，也不见得完全是打破了雅俗之间的潜规则，更大的原因，估计也是得罪了皇帝随即墙倒众人推而已。

柳三变自己也不知道，从这首词问世的那一天起，就更注定了自己下次科举的失败，注定了他整个人生的坎坷。

这本是一个在背处发的小牢骚，但是他也没有想一想你怎么敢用你最拿手的歌词来发牢骚呢，他这时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歌词的分量。它那美丽的词句和优美的音律已经征服了所有的歌迷，覆盖了所有的官家的和民间的歌舞晚会，“凡有井水处都唱柳词”。

——梁衡《读柳永》

被皇帝亲手黜落之后的柳三变，似乎并没有汲取教训，而是变本加厉地放浪形骸流连声色了。他调侃地自称是“奉旨填词柳三变”，出没于花街柳巷之中，结交的都是歌妓朋友。他为她们写词，许多人因为他而走红，在官场上惨败的柳三变，在红尘中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歌妓以能认识他为荣，若能得到他为自己写的词，那更是可以傲视同行。歌妓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沈家庄先生在《宋词的文化定位》一书中说：

庶族文化构型所涵汇的平民文化因素及世俗倾向，是“宋型文化”最突出的特色。这反映出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趋同，大传统文化与小传统文化合流的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

柳三变便与这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合流的趋势不期而遇了。他的笔下出现得最多的不是堂皇的宫殿，而是平常的市井；不是慷慨激昂的英雄豪杰，而是养家糊口的贩夫走卒；不是宏大的忠君报国，而是与低贱的歌妓之间的儿女情长。

放浪形骸的柳三变，遭到文人们几乎一致的批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能改斋漫录》说柳词多“淫冶讴歌之曲”，《苔溪渔隐丛话》称柳词多“闺门淫蝶之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柳词格固不高”，黄升说柳永“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王灼的《碧鸡漫志》则批判柳词“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

此时的柳三变，已经成为文人的公敌。

柳三变并非不慕功名，在被皇帝斥退之后，他改名为“永”，也许就是想改变自己在皇帝眼中的不良印象，在仕途上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终于，在经历了三次失败之后，柳永考上了进士。可是，发榜之后，吏部却迟迟不给他安排官职。愤愤不平的柳永去找宰相晏殊。晏殊就问：“贤俊喜欢填词是吗？”

柳三变听出晏殊话里的指责之意，于是反唇相讥：“我和大人一样，都喜欢填词。”

晏殊听后冷冷地说：“我虽然也填词，但是却不会作‘彩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淫词艳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