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名义卷（第2/29页）

直到北宋中叶，黄庭坚为晏叔原的《小山词》作序，说这些词“嬉弄于乐府之馀，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 又说：“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 晁天咎也称赞晏叔原的词“风调闲雅” 。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信息，它告诉我们：词的风格标准是要求“雅” 。要做得怎么样才算是“雅” 呢？黄庭坚举出的要求是“寓以诗人之句法” 。曾慥编了一部《乐府雅词》，其自序中讲到选词的标准是“涉谐谑则去之” 。这表示他以为谐谑的词就不是雅词。詹傅为郭祥正的《笑笑词》作序，他以为“康伯可之失在诙谐，辛稼轩之失在粗豪” ，只有郭祥正的词“典雅纯正，清新俊逸，集前辈之大成，而自成一家之机轴” 。这里是以风格的诙谐和粗豪为不雅了。黄昇在《花庵词选》中评论柳永的词为“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 。又评万俟雅言的词是“平而工，和而雅，比诸刻琢句意而求精丽者，远矣” 。他又称赞张孝祥的词“无一字无来处，如歌头、凯歌诸曲，骏发蹈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 。这里又以市井俚俗语为不雅，琢句精丽为不雅，词语不典为不雅，而又归结于要求以诗人的句法来作词。从以上这些言论中，我们可知在北宋后期，对于词的风格开始有了要求“雅” 的呼声。

《宋史·乐志》云：政和三年“以大晟乐播之教坊，……颁之天下。其旧乐悉禁。” 这是词从俗曲正式上升而为燕乐的时候，“雅词” 这个名词，大约也正是成立于此时。王灼《碧鸡漫志》云：万俟詠“初自编其集分两体，曰雅词，曰侧艳，目之曰《胜萱丽藻》。后召试入官，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再编成集，……周美成目之曰《大声》。” 从这一记录，我们可以证明，“雅词” 这个名词出现于此时。又可以知道，“雅词” 的对立名词是“侧艳词” 或曰“艳词” 。曾慥的《乐府雅词》序于绍兴十六年，接着又有署名鲖阳居士编的《复雅歌词》，亦标榜词的风格复于雅正。此后就有许多人的词集名自许为雅词，如张孝祥的《紫薇雅词》，赵彦端的《介庵雅词》，程正伯的《书舟雅词》，宋谦父的《壶山雅词》，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蔚成风气。从此以后，词离开民间俗曲愈远，而与诗日近，成为诗的一种别体，“诗馀” 这个名词，也很可能是由于这个观念而产生了。

词既以雅为最高标准，于是周邦彦就成为雅词的典范作家。《乐府指迷》、《词源》、《词旨》诸书，一致地以“清空雅正” 为词的标准风格。梦窗、草窗、梅溪、碧山、玉田诸词家，皆力避俚俗，务求典雅。然而志趣虽高，才力不济，或则文繁意少，或则辞艰义隐，非但人民大众不能了解，即在士大夫中，也解人难索。于是乎词失去了可以歌唱的曲子词的作用，成为士大夫笔下的文学形式。在民间，词走向更俚俗的道路，演化而为曲了。

这时候，只有陆辅之的《词旨》中有一句话大可注意：“夫词亦难言矣，正取近雅而又不远俗。” 这个观点，与张炎、沈伯时的观点大不相同。张、沈都要求词的风格应当雅而不俗，陆却主张近雅而又不远俗。“近雅” ，意味着还不是诗的句法；“不远俗” ，意味着它还是民间文学。我以为陆辅之是了解词的本质的，无奈历代以来，词家都怕沾俗气，一味追求高雅，斫伤了词的元气，唐五代词的风格，不再能见到了。

（三）长短句

有些辞典上说“长短句” 是“词的别名” 。或者注释“长短句” 为“句子长短不齐的诗体” 。这两种注释都不够正确。在宋代以后，可以说长短句是词的别名，但是在北宋时期，长短句却是词的本名；在唐代，长短句还是一个诗体名词。所谓“长短句” ，这“长短” 二字，有它们的特定意义，不能含糊地解释作“长短不齐” 。

杜甫诗云：“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 计东注云：“长句谓七言歌行。” 但是杜牧有诗题云：“东兵长句十韵。” 这是一首七言二十句的排律。又有题为“长句四韵” 的，乃是一首七言八句的律诗。还有题作“长句” 的，也是一首七律。白居易的《琵琶行》是一首七言歌行，他自己在序中称之为“长句歌” 。可知“长句” 就是七言诗句，无论用在歌行体或律体诗中，都一样。不过杜牧有两个诗题：一个是“柳长句” ，另一个是“柳绝句” ，他所说“长句” 是一首七律。这样，他把“长句” 和“绝句” 对举，似乎“长句” 仅指七言律诗了。

汉魏以来的古诗，句法以五言为主，到了唐代，七言诗盛行，句式较古诗为长，故唐人把七言句称为长句。七言句既为长句，五言句自然就称为短句。不过唐人常称七言为长句，而很少用短句这个名词，这就像《出师表》、《赤壁赋》那样，只有后篇加“后” 字，而不在前篇上加“前” 字。元人王珪有一首五言古诗《题杨无咎墨梅卷子》，其跋语云：“陈明之携此卷来，将有所需，予测其雅情于隐，遂为赋短句云。” 由此可知元代人还知道短句就是五言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