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名义卷（第4/29页）

魏晋以后，诗人主要是作诗，也为乐曲配词，到了唐代，古代的乐曲早已失传，或者不流行了，诗人们虽然仍用乐府旧题目作歌词，事实上已不能吟唱。这时候，“乐府” 几乎已成为一种诗体的名词，与音乐无关，于是就出现了“乐府诗” 这个名称。初唐诗人所作“饮马长城窟” 、“东门行” 、“燕歌行” 等等，都是沿用古代乐府题目（曲名）拟作的歌辞，事实上是乐府诗，而不是乐府，因为它们都无乐谱可唱。

盛唐诗人运用乐府诗体，写了许多反映新的社会现实的诗，但他们不用乐府旧题，而自己创造新的题目，例如杜甫的“兵车行” 、“丽人行” 和“三吏” 、“三别” 等，这一类的诗，称为“新题乐府” 。后来，白居易就简化为“新乐府” 。新乐府也还是一种诗体，而不是乐府。

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唐代诗人集中的所谓“乐府” ，几乎全不是乐府，而是乐府诗。有许多真正配合音乐而写的绝句和五七言诗，例如《凉州词》、《促拍陆州》、《乐世》、《何满子》等，却从来不被目为乐府，而隶属于绝句或长短句。

北宋人把《花间集》、《尊前集》这一类的曲子词称为乐府，这是给乐府这个名词恢复了本义。晏幾道把他自己的词集定名为《小山乐府》，这是“曲子词” 以后的词的第一个正名。欧阳修的词集标名为“近体乐府” ，这是对晏幾道的定名作了修正。他大概以为旧体乐府都是诗，形式和长短句的词不同，故定名“近体乐府” ，以资区别。但是，宋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第一卷中有“乐语” 和“长短句” 两个类目。“乐语” 不是曲子词，而“长短句” 则是曲子词。由此看来，欧阳修本人似乎还以“长短句” 为词的正名，而“近体乐府” 则为包括“乐语” 在内的一切当代曲词的通称。到南宋时，周必大编定自己的词集，取名曰《平园近体乐府》。这时候，“近体乐府” 才成为专指词的名词。

但是，“近体” 的“近” 字，是一个有限度的时间概念。宋代人所谓“近体” ，到了元明，已经不是“近体” 而成为古体了。元人宋褧的词集名曰《燕石近体乐府》，明代夏言的词集名曰《桂洲近体乐府》，这都是盲从了宋人，没想到元代的近体乐府，应当是北曲；而明代的近体乐府，应当是南曲。词已不是新兴歌词形式，怎么还能说是“近体乐府” 呢？

我们应当说，“近体乐府” 是北宋人给词的定名，当时“词” 这个名称还未确立，所以不能说“近体乐府” 是词的别名。

（五）寓声乐府

《花庵词选》记录贺方回有小词二卷，名曰《东山寓声乐府》。《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长沙坊刻本《百家词》，其中有贺方回的《东山寓声乐府三卷》。“寓声乐府” 这个名词大约是贺方回所创造，用来作他的词集名的。后人不考究其意义，以为“寓声乐府” 也是词的别名，这就错了。

陈直斋解释这个名词云：“以旧谱填新词，而别为名以易之，故曰寓声。” 朱古微云：“寓声之名，盖用旧调谱词，即摘取本词中语，易以新名。” 此二家的解释，大致相同，都以为按旧有词调作词，而不用原来调名，在新作的词中摘取二三字，作为新的调名。但这样解释，对“寓声” 二字的意义，还没有说明。我们研究贺方回用这两个字的本意，似乎是自己创造了一支新曲，而寓其声于旧调。也就是说，借旧调的声腔，以歌唱他的新曲。陈、朱两家的解释，恰恰是观念相反了。苏东坡有一首词，其小序云：“仆乃作一曲，名贺新凉，令秀兰歌以侑觞。” 他这首词，题名《贺新凉》，而其句法音律，实在就是《贺新郎》。根据东坡小序，则我们应该说是以贺新凉新曲寓声于旧曲贺新郎，不能说是把《贺新郎》改名为《贺新凉》。如果说贺方回的词都是改换了一个新调名，那么“寓声” 二字就无法解释了。王半塘（鹏运）以为贺方回的“寓声乐府” ，和周必大的词集题名“近体乐府” ，元遗山的词集称“新乐府” ，同样都是用来与古乐府相区别（“所以别于古也” ）。这是根本没有注意贺方回用这个语词的本意，所以朱古微批评他“拟于不伦” 了。

今本贺方回的《东山词》中，有寓声的新曲，亦有原调名。据黄花庵的选本，似乎二卷本的《东山寓声乐府》中，并不都是以新调名为题，也有用原调名的。花庵选录贺方回词十一首，都没有注明新调名。现在根据别本，可知《青玉案》为《横塘路》的寓声曲调，《感皇恩》为人南渡的寓声曲调，《临江仙》为《雁后归》的寓声曲调，其馀八首就不知道是新调名抑原调名了。据《直斋书录》所言，似乎他所见三卷本的《东山寓声乐府》都是新曲，然则贺方回的词恐怕未尽于此三卷。元人李冶《敬斋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