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别集（第5/18页）
胡应麟《诗薮》云：“后主诗今存者四首，附《鼓吹》末。与晚唐七言律不类，大概是其词耳。凡词人以所长入诗者，其七言律非平韵《玉楼春》，即衬字《鹧鸪天》也。” 按《全唐诗》辑录后主诗十八首，然无所谓“鼓吹” 者。其七言律诗六首中，句格亦无近词者。胡氏所见，必有别本后主诗，今莫可考。
四 评论
唐诗自王、孟、李、杜而至于昌黎、东野，六朝秾丽之辞，荡涤无馀。诗学趋势，质浮于文。其诗意不能高远者，元轻白俗之病兴焉。昌谷、玉谿，应运而起，致力于藻缋雕饰，齐、梁绝绪，于焉复振。歌诗面目，为之一新。然其势亦不能长久，温飞卿继轨有作，已是强弩之末。遂乃移其技于长短句，居然自张一军，大似虬髯之王扶馀。云礽鼎盛，历韦端己而至于《花间》诸家，蔚为大国矣。南唐偏踞江东，《花间》影响，不甚浓重。然冯延巳犹未能尽祛秾华，不假雕饰，惟后主乃纯用自然，从性情中遣辞琢句，长短句风格，至此又复一变而为雅淡。是故后主之词，于唐五代为曲终奏雅，于两宋苏辛一流则可谓风气之先。从来诸家评论后主词者，虽取喻不同，大率不违此旨。
胡应麟云：“后主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至此君方是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 此即谓温韦文采虽饶，而内涵固甚贫乏；后主则情深辞清，方之于诗，犹王维、孟浩然也。
纳兰成德云：“《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此言《花间》诸词内容浮薄，于读者无所感召，虽复绚丽温润，仅堪把玩而已。宋词之病则反是，意馀于辞，辞不饰义，惟后主能兼具二美，且其情志之表达，又极隐秀，不作直露之辞，故有烟水迷离之致。
周介存云：“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此言温韦之间，虽有浓淡之别，要之皆事修饰；惟后主则国色天然，不施粉黛。此“粗服乱头” ，喻其天然，非贬辞也。王国维以为介存“置后主于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者矣。” 乃以为介存以严妆为高境，殊未喻介存之意也。
王国维云：“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自句以至于神，即自形式以至于内容。其言盖谓温飞卿词惟有秀丽之字句，韦端己词则有思想内容，故其秀丽在骨。后主则有思想内容而不露圭角，故其秀丽在神。神者，精神也，风格也，亦即成德所谓“烟水迷离之致” 也。
以上诸家论后主词，皆可与鄙见相参，故引述之，略加诠释。此外论者纷如，有合有不合。谭复堂云：“后主之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 以后主比李白，而其取喻则在“高奇” 。又周介存云：“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 其意亦近似。此说也，余窃有疑焉。后主词风格非放逸者，亦未尝高奇特异，比之李白，似非其伦。陈廷焯云：“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 白雨斋论词，主沈郁顿挫，温柔敦厚，以温飞卿为正声，故以为后主词虽以情胜，终非正声。吴瞿安云：“中主能哀而不伤，后主则近于伤矣。” 此言亦可为白雨斋注释，皆茗柯之偏见也。夫后主之词，情生文者也。飞卿词高处，亦仅得文生情，况犹有文不及情者耶？后主有亡国失位之痛，入宋以后诸作，何尝不沈郁？何尝不敦厚？“诗言志，歌永言” ，论文终当先观其志。温飞卿词，志实浮薄，徒有丽句，乃许以为词中正声。中主无亡国之痛，其词不过赋春恨秋悲，皆词人恒有之情，其哀亦已甚浅，云何能伤？乃许以为胜于后主。此二家之说，皆可议也。
“温柔敦厚” 、“哀而不伤” ，皆孔氏论诗之言。“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此其论诗教之言也。其意盖谓一国之人民，性情温柔敦厚，而不堕于愚顽，则可知其为深受文化教育之民也。“温柔敦厚” ，谓民风也，非谓文艺之思想倾向也。且“温柔敦厚” 亦必须以“不愚” 为限度。“温柔敦厚” 而愚顽无知，亦不足取也。后世论文者，以“温柔敦厚” 为文艺作品思想倾向之要求，又削去“而不愚” 三字，遂使感情激切之作，悉归屏弃。然则又何以解“可以群，可以怨” 乎？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氏评《关雎》之言也。《诗序》曰：“《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此文即疏解孔氏之言。汉儒以《关雎》主题为述“后妃之德” ，故一切疏解，皆本此义。然此诗本文中，实未尝见此义。从毛序所释，则“乐而不淫” 者，谓乐得淑女，乃爱其德，非淫其色也。“哀而不伤” 者，谓哀慕窈窕，而不伤善道。可知所乐者与所淫者为二事，所哀者与所伤者亦为二事。而司马迁论《离骚》，则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此即误解孔氏之旨而妄为演绎之也。“乐而不淫” ，非“好色而不淫” 也。“好色” 则“淫” 矣。“哀而不伤” 非“怨诽而不乱” 也。既“怨” 又“诽” ，岂能不鼓“乱” 乎？自此以后，文论家辄以“哀” 与“伤” 为抒情之二度，可以“哀” ，而不可极哀，极哀则“伤” 矣。于是“哀而不伤” ，是谓“温柔” ，是谓“敦厚” ，得中庸之道矣。于是二千年来，文艺作品之感情激切者，皆受贬斥。当代文论家或有以此为儒家诗教之病毒而批判之，余则以为此乃儒家诗论之被误解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