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词序跋（第2/14页）
在血与火的锻炼中，陈子龙写下了大量气壮山河的诗篇，充满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急切呼吁。可以说，在明清之际先后以身殉国的夏完淳、瞿式耜、张煌言等爱国诗人中，陈子龙的文采和气节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
陈子龙，字卧子，一字懋中，又字人中，号轶符。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人。晚年自号大樽，易姓李。别号颍川明逸、于陵孟公。曾以出家为掩护，法名信衷。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六月初一日。崇祯十年丁丑进士，初仕绍兴推官，擢兵科给事中。甲申六月，事福王于南都，连上谏疏，为权奸所嫉，乞终养去。南都沦亡，积极参与抗清复明活动。最后以联络吴胜兆等谋结兵太湖举事，事败被俘，抗志不屈，在被械送途中赴水殉国，表现了壮烈的民族气节，时为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一六四七）五月十三日。
陈子龙出生于封建士族家庭，曾祖钺，以任侠抗倭为乡里所重。祖善谟，慷慨好义。父所闻，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居官不畏权阉，很有清望。子龙幼承家教，奋志读书，博通经史，以风义自矢。十余岁就有文誉，为父辈东林人士所器重。
崇祯初，他参加以张溥、张采为首的复社，又与夏允彝、徐孚远、周立勋等结幾社，与复社相呼应。两社都是东林的后劲，既是文学团体，又是政治团体，以复兴绝学相期勉，以文章气节相砥砺，坚持同魏忠贤馀党作斗争，社友大多为爱国知识分子。崇祯十四年，复社主将张溥卒后，陈子龙实际上是两社共戴的领袖。当时称文章者，必称两社；称两社者，必称云间；称云间者，必推陈、夏。而陈子龙的诗文，尤其著称于当时。
陈子龙的诗歌，早期曾受前后七子影响，倾向复古，窗课社稿，多摹拟古人之作。随着政局剧变，他在三次入京之后，目睹当时朝政黑暗，权奸当道，天灾人祸频仍，人民不堪残酷剥削，纷纷揭竿而起。而新兴的后金，正日益强大，崇祯二年至九年期间，三度侵扰，驰突京畿，给明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陈子龙忧虞时事，尤多忧边之作，在清兵侵扰，属国沦亡，经、抚失策，边将骄悍的情况下，对国家民族的安危不胜耽心。把深沉愤激的感情，念乱望治的意志，强烈的民族气节，注入自己的诗作，在诗风上激起了深刻的变化。在《湘真阁稿》、《三子新诗》中，极多兴会淋漓尽情倾吐的作品，形成了高迈雄浑、悲壮激昂的特有风格。
他痛恨权奸误国、阉宦揽权，导致边事日坏，忠贞之士，横被摧残。崇祯帝即位以后，魏忠贤虽被诛戮，其馀党仍在，“宵人骂碧血，群阉艳华虫” 的局面，并未彻底改变。他在《今年行》、《策勋府行》、《白靴校尉行》等诗篇中，对魏阉馀党的鞭挞，不遗馀力。而崇祯一朝却仍任用太监监军贻误戎机，造成多次军事上的失利，作者痛心疾首地控诉了这一明代最大的弊政。
两都倾覆之后，在严酷的民族斗争中，陈子龙不仅在诗歌里慷慨激昂地申叙矢志报国的决心，热情支持江南人民的斗争，且躬自投身于义旅。他生平声气相求、患难与共的师友，复社、幾社的同志，在斗争中纷纷蹈义赴难。杜登春的《社事本末》及其他志乘，多有详细的记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我国历史上，并不止一次，而以明末慷慨死义的人士特多，这不能不和东林、复社、幾社的提倡民族气节有关。
除了对国家内忧外患痛哭陈词、慷慨悲歌之外，即使是登临山川、友朋酬赠，及反映民隐民瘼的作品，也表现了他热爱祖国河山、共期忠贞赴难、关怀民生疾苦的胸怀。到后来虽明知复国大业难以实现，但忠贞不贰之情，愚公精卫之志，始终激荡在他的胸中，终身不渝。
陈子龙的词，清代王士禛、邹祗谟、沈雄等人，皆深为推许。其词以《花间》、北宋的雅丽为归，当明代词学衰微之际，他和李雯、宋徵璧、宋徵舆、蒋平阶等幾社名士皆致力为词，形成云间词派，开清代三百年词学中兴之盛。他现存的词，大多作于甲、乙以后，其弟子王沄为之辑入《焚馀草》中。王昶等人编辑全集时，又益以散见别本者数阕，汇成一卷。其中怆怀故国之作，沉哀凄丽，蕴藉极深。
陈子龙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士大夫，他当然反对农民起义，称之为“寇” 、“盗” 。但他又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明末农民起义的看法，也还有其客观的一面。他认为当时农民起义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民怒” ，二是“民饥” 。《寄桐城方密之》诗中说：“民怒一朝发，裂帛张旌旗。中夜刑牛马，纵火焚九逵。” “民怒” 从何而来？显然是由于朝廷横征暴敛，官吏贪污酷虐而起，积怨既深，就会如烈火之燎原，一发而不可遏止。在《感怀》诗中他说：“胡部徙庭秋上谷，饥民举火夜平阳。” 指出秦、晋人民之所以造反是因为“饥” 。人民在暴政、灾荒、豪门剥夺，重重迫害之下，饥不得食，流离死亡。当局不知体恤，捐饷征输，有加无已。最后，人民忍无可忍，才揭竿而起，以暴力摧毁苛政。作者还在诗中写出当时起义军盛大的声势，像“中州旗绛天” ，“鄂渚旌旗红照天” ，“江滨烽夜赤，城头旗昼红” 这些诗句，皆指起义军而言。在《杂感》诗中，他感慨地描绘了“车马空官渡，风烟满豫州。黄巾连户著，白骨无人收” 的景况。在和《冯侍御谈晋中事有感》诗中，又写下了“征输青草尽，名号赤眉多” 、“荆棘交千里，风烟锁百城” 等诗句，都是当时的实况。这些都说明尽管在他的思想上、作品上，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但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