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词序跋（第3/14页）

陈子龙的诗，无论当时或后世，一向都受到极高的评价。吴伟业称他“负旷世逸才” ，“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 。又说：

初与夏考功瑗公，周文学勒卣，徐孝廉公同起，而李舒章特以诗故雁行，号“陈、李诗” ，继得辕文，号“三子诗” ，然皆不及。……当是时，幾社名满天下，卧子奕奕眼光，意气笼罩千人，见者莫不辟易。登临赠答，淋漓慷慨，虽百世后想见其人也。（《梅村诗话》）

吴伟业终于仕清，造成毕生的遗憾，虽然晚节异途，但对陈子龙却极为钦佩，他的《贺新郎·病中有感》词，有“故人慷慨多奇节” 之句，“故人” 即指陈、夏等人。

王士禛论诗，以为卧子七言律“沈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耳” （《香祖笔记》）。又说：

明末暨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于少陵，时与苏近；大樽源于东川（李颀），参以大复（何景明）；娄江源于元、白，工丽时或过之。（《分甘馀话》）

王士禛论子龙七律，与梅村所评略同。其论歌行，则就宗法而言。其实子龙歌行，出入盛唐诸家，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不专主东川。如朱云子称他“七古直兼高、岑、李颀之风轨，视长安、帝京更进一格” （见《明诗综》引）。朱笠亭也说：

七言古诗杜诗出以沈郁，故善为顿挫；李诗出以飘逸，故善为纵横。卧子兼而有之，其章法意境似杜，其色泽才气似李。（《明诗钞》）

转益多师，正是陈子龙的长处。对于明代诗歌的看法，朱笠亭还有这样一段话：

余钞黄门诗以终明一代之运，刘、高开于前，西涯接武于继，李、何、王、李振兴于中，黄门撑持于后，此明诗之大概也。（《明诗钞》）

朱笠亭这一评论，和一般论明诗者大略相同，都以为陈子龙是明代最后一个大诗人。明初的刘基、高启两家，成就虽高，在艺术上并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在思想感情上，也没有像陈子龙那样忧虞国事一往情深。及至前后七子，大多只在形式上追求复古，他们的作品，在政治社会意义上远不能和陈子龙相比拟。

综上所述，可见陈子龙的诗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和崇高民族气节的光辉，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他不仅为明代的杰出诗人，从某些方面看，也可说是杜甫以来的一位重要诗人。在崇祯、弘光两朝中，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在他的诗歌中有所反映。现存的诗歌，虽然是经过兵燹和长期禁锢后幸存的部分，但仅就这些诗来看，称之为史诗，也并未过誉。

近代南社诗人，如陈去病、柳亚子等都推崇云间。柳有诗云：“平生私淑云间派，除却湘真便玉樊。” “湘真” 是指陈子龙的湘真阁，“玉樊” 是指夏完淳的《玉樊堂集》。当时南社诗人，多以陈子龙刚劲雄浑的诗风，鼓吹革命，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起了积极推动作用，这也可见陈子龙诗对后世的影响。

陈子龙的著作，当他在世的时候，曾刻有《岳起堂稿》、《采山堂稿》、《属玉堂集》、《平露堂集》、《白云草》、《湘真阁稿》、《安雅堂文稿》等数种。还有些诗文见于《幾社文选》、《陈李倡和集》、《三子新诗》。乙酉告归以后，刻有《奏议》一卷。丁亥五月殉国，因家屋遭受抄索，遗著颇有损毁。其后则有其门人王沄收集其乙酉至丁亥的诗，辑为《焚馀草》（即《丙戌遗草》）。以上各种刻本或钞本，均曾流布人间，但未有全集的编订。

关于他的诗文的结集，见于纪载的约有三次：一是他殉节以后宋辕文（徵舆）的收存。据吴伟业《梅村诗话》说：“卧子殉国后，其友人宋辕文收其遗文，今并存。” 吴伟业与子龙交谊极深，辕文亦伟业之友，故伟业知其遗文尚存。但辕文早经仕清，趋舍异路，子龙诗文中极多触清廷忌讳之处，辕文所收并未能汇编成集。辕文卒后，文网日严，屡兴大狱，子龙遗文在禁忌极严的情况下，宋之后嗣，即使能为之藏匿，时日既久，亦难免残缺佚散。至于陈子龙生前所刻的诗文集，人多深藏不敢出，且往往为辗转传钞本，其中触犯禁忌的字面，都被销除涂毁，不可通读。

一是子龙殉国后约三十年，其门人王沄的编集。王沄在康熙戊午（1678）获得陈子龙的《寓山赋》，跋文中叙述他“谋与同志，裒采遗文，都为一集，渐有次序，而兹赋遭逢丧乱，篇目缺焉” ，又云“晚获兹赋，克成全集” 。可知王沄以毕生之力，搜集陈子龙的著作，编成了全集。不过王沄所辑，那时还不可能刊版流传，只能秘藏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