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词序跋（第9/14页）

进入仁宗朝（1023—1063），大批词人开始涌现，他们各具丰神的艺术特色，形成了词坛繁荣的局面。

晏殊被称为“北宋倚声家初祖” （冯煦《蒿庵论词》），其词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色，一是有一种娴静幽美的风度。这种风度的形成与他显达的身世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少年得志，一生如意，长期过着雍容安逸的生活，因而抒起情来总是那么的温雅闲婉，给人以无穷的诗意。二是有一种情中有思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形成与他旷达的怀抱有着密切的关系。旷达的怀抱使他在感情上既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入乎其中故能感之，出乎其外故能悟之，而一旦有所感悟，则眼界必然高远，思致必然深沉，使千载之下的读者犹能引起共鸣。

欧阳修是位肩任文统道统的一代儒宗，对于填词也颇在行。他的词尽管未脱晚唐五代“艳科” 范畴，但他还是力求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如抒发感慨，赠别答友，咏史吊古等。其词风或是深婉挚厚，或是疏宕明快，前者上承冯延巳而下开秦观一派，后者上承民间词而下启苏轼一派，因此他在词史中的承先启后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说北宋前期词坛晏、欧的令词提高了词的韵味，推进了词的典雅化的话，那么柳永的慢词则扩大了词的容量，丰富了词的表现力。柳永是词坛第一个倾毕生之力于慢词创作的词人。为了适应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日益繁富的音律曲调的需要，他一方面“变旧声，作新声” ，将旧调翻新，由小令、中调衍为慢词；另一方面“奏新曲，谱新词” ，自己创制了大量新调慢词。根据清人毛先舒的分类（即五十八字之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则《乐章集》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长调。而与其同时的词人晏殊、欧阳修、张先超过八十字的词分别只有三首、十二首、十八首。可以说，在柳永之前，词大抵只是一些抒发一时感兴的小令，而到了他的手里，便促进了长调的成熟，奠定了慢词的体制，使得小令所难以表达的复杂内容，能够利用较长的篇幅，多变的句式，繁复的声情作充分的铺叙形容。朱彝尊曾说：“词至北宋而大。” （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引）这个“大” 字，便是由柳永开拓的。

词兴起于歌筵舞席，所咏多绮靡之情，北宋前期，虽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努力，词境已逐渐拓宽，然毕竟没有引起根本的转变。北宋后期，苏轼“以诗为词” 的变革，则词真正突破了狭隘的儿女艳科，而成为士大夫们抒写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我们从其词集《东坡乐府》的三百余首词中可以发现，词这一内容贫弱的领域已呈现出一派绚丽的色彩，其中有抒发报国立功的抱负，有叙写仕途多舛的怨愤，有咏叹羁旅行役的愁思，有寄寓政治失意的情怀，有吟唱倾盖如故的友情，有刻画愤世嫉俗的性格，有缅怀英雄豪杰的战功，有描绘农村生活的情景，有抒写时代人生的感兴，有表现忧乐两忘的胸襟。可以说，无论是咏物言情、纪游赠答，还是怀古发论、谈禅说理；无论是感时伤事、送别悼亡，还是田园风光、身世友情，他均能自由地用词来吟唱，正如刘熙载所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 （《艺概》）苏轼这些多姿多彩作品的出现，词坛面目为之一新，并为词开辟了一个宽广的天地。可以这样认为，词至苏轼，词境始大，词格始高，词体始尊，取得了与诗文同等的地位。

随着词境的拓大，原来惯用的那种温婉纡巧的柔笔已不能适应抒情言志的要求，因此，苏轼又突越了前人的局限，开创了一种与传统曲子词迥然不同的风貌，即雄迈豪放的风格。如《念奴娇》（大江东去），通过对赤壁宏伟壮丽景色的描绘和古代英雄豪杰的缅怀，表达了济世报国的豪情。全词想象丰富、气魄雄伟、境界阔大，一扫香软柔靡的妮子态，开启了慷慨豪迈的南宋爱国词的先河。王灼所谓东坡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碧鸡漫志》），则明确道出了苏词对于词风转变的意义。

苏轼的两个门生对词风的演进也起了推动作用。一是秦观，他远师晚唐五代，近承晏柳诸家，形成了自己情辞兼胜的独特风格，弥补了柳永在慢词的铺叙展衍中带来的浅俗发露之不足，把婉约词推向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从而“近开美成，导其先路”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一是晁补之，其词风直逼苏轼，然所不同的是东坡于豪放中显出洒脱，而他则于豪放中带有沉郁。从苏辛豪放词看，东坡多超旷豪迈之作，稼轩多沉著悲壮之作，因此，晁氏的这种艺术风格，上承苏轼而下启辛弃疾，促进了豪放词在意境方面的更为深厚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