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词序跋（第8/14页）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长汀厦门大学任教职，尽读其图书馆中所藏宋元人笔记杂著，抄出两份资料：其一为有关金石碑版文物者，拟勒为一书，名《金石遗闻》。其二为有关词学之评论琐记，亦为一书，名曰《宋元词话》。

此二稿久储箧中，欲待补录闽中未见之书，虽知其不可能囊括无遗，亦希望毋使之失于眉目间。待之四十馀年，人事匆匆，此事竟无暇措手。前年，小友陈如江来，道及词话，乃出此稿示之。如江欣然，愿为增补，遂以全稿授之。如江以两岁之功，补搜我未及之书百余家，录得词话近千则，此书遂差可付印。宋人论词，散见于小说者，如此之多，亦始料所不及也。

今此稿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行问世，可以为唐圭璋《词话丛编》之补编，非有如江为助，我不能成此书也。书其始末于此，以谢如江。是为序。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一三）《宋词经典》前言

两宋词坛，名家巨子如众星争辉，佳篇秀句似百花争艳，时至今日，它仍散发着诱人的魅力，给读者以妙不可言的美感享受。可以说在中国诗歌艺术发展史上，唯宋词才能与唐诗相敌，正如杨慎所言：“宋人作诗与唐远，作词不愧唐人。” （《词品》）

一

词是合乐之作，是可以歌唱的，它所依赖的音乐是燕乐（宴乐），所以它的兴起，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际。当时由于中原的统一，国势的强盛，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中外交流与民族之间的融合，致使西域音乐大量输入；另一方面促进了城市兴盛与市民阶层的形成，致使里巷之曲广泛繁衍。在西域音乐与里巷之曲的互相渗透、融合中，便形成了新乐——燕乐。这种新型的音乐再经都市游乐场所的流传，很快风行起来。《旧唐书·音乐志》载：“自开元已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 可见当时社会上已以燕乐为时尚。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 由此，燕乐的地位正式确定下来。为了配合燕乐的演唱，乐工、歌伎们常按乐谱的节拍填写歌辞，于是错落有致的长短句式的曲子词逐渐兴起。词又称“倚声” 、“长短句” 也就是这个原因。

词首先盛行于民间。光绪二十六年（1900），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无意中打开被封闭近千年的藏经洞，使得我们能够看到词的最初形态。王重民根据敦煌藏卷整理出一百六十馀首民间曲子词。这些作品约产生于盛唐至五代的二百余年间，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已较为广泛。

随着民间曲子词的兴起，文人们逐渐接受并喜爱上了这一新型的抒情诗体，也开始了倚声填词的尝试。中唐之际，刘长卿、戴叔伦、韦应物、王建、刘禹锡、白居易等创作出了大量长短句式的词，从而标志文人词的正式确立。但他们的作品，在体式上还是以五七言句为主，在格调上还未完全脱去民歌风味，故只能称为“诗客曲子词” 。

词发展到晚唐温庭筠手中，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已形成词境，从而开创了“别是一家” 的词风。

五代之际，西蜀君臣耽于逸乐，作词沿袭飞卿蹊径，多写男女艳情，遂开香软绮靡花间一派，韦庄、欧阳炯等便是代表。而南唐因时时遭到周师威胁、国势岌岌，故无论君臣，在作歌词时均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浓重的伤感情绪，给人以身世感慨的联想。尤其是后主李煜，由于饱尝了国亡身辱之不幸，促成了他从“以词娱乐” 到“以词言志” 的转变。

综观唐五代词，虽由于文人的染指，词逐渐从民间走向文学领域，并获得初步发展，但毕竟体式尚未完备，风格还显单一。随着赵宋王朝的建立，“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竞赌新声” （宋翔凤《乐府馀论》），词终于进入了它的空前繁荣兴盛时期。

二

从公元九六〇年赵匡胤夺取政权至公元一一二七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共有一百六十七年的历史。北宋词坛以仁宗末年（1063）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著名词人有晏殊、张先、柳永、欧阳修、晏幾道等；后期的著名词人有苏轼、秦观、贺铸、晁补之、周邦彦等。

宋初的词，大体承袭着晚唐五代的馀波，内容多系描写男女爱情生活与抒发个人闲适意绪。其中范仲淹颇值一提，他的词不仅洗尽了宫体与倡风，推动了词人从歌咏妓情到歌咏人生的风会转移，而且还具有婉约与豪放两种情调，奠定了宋词发展的两种基本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