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逃出樊笼的一只“天鹅”（第7/8页）

　　波德莱尔曾经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如果有一个人年纪轻轻就识得忧郁和消沉的滋味，那肯定就是我。然而我渴望生活，我想有些许的安宁、光荣、对自我的满意。某种可怕的东西对我说：妄想，而另一种东西对我说：试试吧。”这希望和失望之间永无休止的交战，就是波德莱尔一生的总结，就是他的天鹅之歌的主旋律。

　　波德莱尔是个神秘人物，更确切地说，是个曾被神秘化了的人物。围绕着这个名字，有过许多可惊可怖的传说，其中自然有现行制度的维护者因仇慨这位反叛的诗人而恶意中伤的流言，也不乏他本人面对丑恶的现实，悲愤之余自己编造的故事。属于前者的如：波德莱尔眼看着一个人被豹子吞掉而幸灾乐祸；波德莱尔为了开心，从五层楼上把一个花盆扔在街上一个玻璃匠身上；波德莱尔用雪茄烟烧一头狮子的鼻子，险些被咬掉手指头；波德莱尔将一只猫倒悬在一块玻璃上，听猫爪抓在又硬又滑的玻璃上发出的声响取乐；波德莱尔住在狄埃波旅店时，主人吓唬孩子说：“别哭了，再哭我叫波德莱尔先生吃了你！”……属于后者的，我们只须看他信中的一段：“我在此地（布鲁塞尔—笔者注）被视为警察（好极了！）（因为我写了那篇关于莎士比亚的妙文），被视为同性恋者（这是我自己散布的，他们居然相信了！）我还被视为校对，从巴黎来看下流文章的清样。他们老是相信，我感到恼怒，就散布说我杀了父亲，并把他吃了；而人们允许我逃离法国，是因为我为法国警察效劳，他们居然也相信了！我在诬蔑中游泳真是如鱼得水！”因此，波德莱尔对那些奇谈怪论非但不去辩白，反而推波助澜，添枝加叶，暗中品味着一种报复的快乐。这是一个人对周围的世界感到深恶痛绝而产生的一种可以理解的态度。实际上，我们认真检阅他一生短短四十六年的旅程，不难看到，那平凡的一生，是被丑恶的现实扭曲了、扼杀了，那些被秩序的维护者指为伤风败俗、亵读宗教的诗句，正是一个软弱而敏感的诗人诅咒黑暗、追求光明而发出的阵阵痛苦的喊叫。波德莱尔曾经写道：“如果一位诗人向国家要几个资产者放在他的马厩里，人们一定会感到惊讶，而如果一个资产者要烤熟诗人，人们就会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了。”他对资产阶级的轻蔑溢于言表，同时也流露出他无可奈何的悲观情绪。

　　波德莱尔一方面对资产阶级怀有轻蔑和仇恨，往往表现出不共戴天的激烈情绪，但另一方面，生活范围的极其狭窄，又使他不能深切了解广大劳动群众的苦难和斗争，从当时此伏彼起的革命运动中汲取精神上的力量，因此，波德莱尔始终象一个揪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人一样，虽然费尽气力，痛苦万状，却终于不能离开。正如他在 《断想》中所说：“我迷失在这丑恶的世界上，被众人推搡着，像一个厌倦了的人，往后看，在辽远的岁月中，只见幻灭和苦涩，往前看，是一场毫无新鲜可言的暴风雨，既无教诲，亦无痛苦。”追求解脱而找不到出路，热爱生活而又不知何所依凭，预见到革命却看不到希望，始终在如来佛的掌心里翻跟头，这是波德莱尔的深刻的悲观主义的根源。

　　波德莱尔的一生是反叛的一生，他的反叛以悲剧告终。然而这是一出有血有肉的反叛的悲剧，他将其凝聚在《恶之花》中，以生动的场景，活跃的人物，撕心裂胆的喊叫，发人深思的冥想，使万千读者惊醒和感奋。反叛不是革命，但反叛可以成为革命的开端。波德莱尔的学生、著名作家雷翁·克拉岱尔积极投身到1871年的革命中去；俄国革命家、民意党人雅库包维奇—美尔欣在流放期间偷闲来翻译《恶之花》，都不是没有理由的。而著名的巴黎公社诗人克劳维斯·于格则毫不含糊地认为，在理论上是反对革命的波德莱尔，事实上是一位革命的传播者。这无疑指的是他的最重要的作品《恶之花》在许多人身上所发生的作用。

　　然而，波德莱尔是诗人，他的最根本的贡献乃是结束了法国诗的古典时代，使之进入现代。后来有一天，其它国家的诗人也意识到，波德莱尔不仅为法国诗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也为全人类的诗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正如邦维尔在他的葬礼上所说：“维克多·雨果虽然也是一位革新者，毕竟还是继续了古代的传统，他总是根据某种有意的理想美化人和自然；波德莱尔不然，他象巴尔扎克、杜米埃、欧仁、德拉克洛瓦一样，接受了全部的现代人，连同他的动摇，他的病态的优雅，他的无力的希冀，他的混杂着那么多失望和泪水的胜利！”这正是《恶之花》的现代性之所在：它打开了现代人的心灵世界，呈现出它的全部矛盾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