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建设未来（第2/13页）

政策失败

人们曾经认为，通过政治可以改善人们的经济环境，从而增进人们的社会与情感福祉。然而，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政治已经失去了这一功能。人们现在倾向于认为心理福祉取决于个人层面的措施，例如采取认知行为疗法，为幼年生活提供支持，或是重申宗教或“家庭”价值观。然而，政策制定者显然可以通过收入分配这一途径来增进所有人的心理福祉。政客有机会大有作为。

通过专门服务来应对健康及社会问题，既昂贵，又不太有效。即使治安和医疗等最重要的服务，对于犯罪率与健康状况的影响也是有限的。社会工作及戒毒等服务的目的在于为服务对象提供治疗，而不是缓解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政府出台了旨在预防各种社会问题（降低肥胖率，减少健康状况的不平等，降低吸毒率）的政策时，这看上去也仅仅像是面子工程：通过传达善意，让人们以为政府真的在努力解决问题。当某些政策远不能实现目标时，人们不禁要怀疑，政策制定者是否真的相信这些措施能产生效果。

以健康状况的不平等为例。在十年时间内，英国政府一直承诺要缩小富人与穷人之间健康状况的差距。一名荷兰专家在对各国政策进行了独立审视后也指出，英国在执行以减少健康状况不平等为目标的政策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然而，英国健康状况的不平等并未得到改善。似乎顾问和研究者在潜意识里都明白，不应严肃地考虑那些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

旨在解决健康及社会问题的那些动议并未触及不平等的现状，反而几乎都是在试图打破社会经济方面的弱势地位与由此产生的问题之间的联系。其潜在的希望是，人们（尤其是穷人）将继续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中，但不会染上心理疾病、青少年生育、教育失败、肥胖症或吸毒等问题。

根据这种思路，每个问题都需要有自己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些方案之间并无联系。人们被鼓励多健身，不要发生无保护的性行为，不要尝试毒品，试着放松心情，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找到平衡，并且多陪陪孩子。所有这些政策的唯一共同之处在于，政策制定者相信必须教育穷人，使其更加理智。但这些问题的共同根源在于不平等和相对贫困，这一赤裸裸的现实却被忽视了。

不平等的趋势

在过去数十年间，许多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状况都有所加剧，但并非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如此。图表16.1和16.2表明，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英国和美国穷人与富人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图表中展现的是两国最富有的10%人口与最贫穷的10%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两国的不平等状况迅速加剧，于1990年代初达到峰值，此后没有经历大的变化。两国的不平等程度一直保持在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在同一段时间内，很少有其他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加剧程度如此剧烈，不过，只有极少数国家（例如荷兰）彻底避免了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其他国家（例如瑞典）的不平等状况起初并未恶化，但从1990年代初起开始迅速加剧。

这两张图表明确无误地表明，在这段时间内，两国的收入差距大幅增加，达到了1970年代时的1.4倍。

既然事情变化的速度如此迅速，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有能力将实际生活质量和人际关系质量提升到远高于现在的水平。

只要政府真的有意促进平等，就会推行许多相关政策。历史证据表明，政治意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通常不会推行促进平等的政策，除非当它们认为自己的存亡与之息息相关。世界银行于1990年代初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平等状况的改善构成了东亚各国及地区经济迅速增长的基石。该报告指出，这些政府之所以会推行促进平等的政策，原因在于它们面临着合法性危机，需要赢得民众的支持。例如，韩国需要对付朝鲜，新加坡和菲律宾则需要对付游击队。在1994年的一份世界银行出版物中，约翰·佩奇（John Page）详细描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策：

图表16.1：自1975 年至2005、2006 年，英国最富有的10% 人口与最贫穷的10% 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图表16.2：自1975 年至2004 年，美国最富有的10% 人口与最贫穷的10% 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这些政府通过明确的机制表明，所有人都能分享未来的财富。韩国和台湾地区执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计划；印度尼西亚制定了关于大米和化肥价格的政策，以此来增加农民收入；马来西亚通过启动财富分享计划，来提高马来人的生活水平；香港和新加坡推行了大规模的公共住房计划；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为工人的合作组织提供帮助，并鼓励中小规模企业。无论形式如何，这些措施表明，政府希望所有人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