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建设未来（第4/13页）

只需要回想一下1848年震动多个欧洲国家的革命洪流、1960年代的激进主义，以及1989至1990年代苏联、罗马尼亚等共产党政权的垮台，我们就能意识到政治观点是如何席卷全球的。1980年代以来收入差距的普遍扩大正是政治风向再次转变的结果，证据在于，除了加拿大以外，收入差距扩大最为迅速的都是奉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推行旨在使得劳动力更具“弹性”的政策的英语国家（英国、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语言和意识形态上的密切关系导致这些国家迅速交叉感染，并且染上了重病。

对1980至1990年代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瑞典、英国和美国不平等变化趋势的研究发现，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工会成员数量。这项研究表明，高失业率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因素是工会成员数量的下降。

会对工资协定产生影响的，除了工会化的程度以外，还有公司中工人代表的比重。欧盟委员会对规模较大的公司中工人代表与参与协商的最低标准作出了规定，但各国实际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相关规定不得而知。日本的管理层与工会之间的关系通常要密切得多。根据日本雇主联合会的数据，大公司中15%的董事是前工会领袖。在欧盟各成员国，集体工资协定涵盖了多达70%的雇员，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15%。英国的这一数字是35%，在欧盟各国中处于最低水平。

促进平等的不同路径

与其提议通过某条特定的路径或是某些特定的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不如指出存在着多种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我们在第13章中曾指出，尽管更加平等的国家通常都是通过再分配性质的税收和福利政策、通过庞大的福利国家这一工具实现这一目标的，但日本在采取税收和福利政策之前就已经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平等。日本税前收入的差距较小，不大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再分配。因此，尽管日本的社保转移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要低于美国，但平等程度却高于美国。虽然在我们的分析中，美国和日本分别属于最不平等和最平等的国家，但其社会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很低，分别排在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位。

美国各州的情况同样表明存在着实现平等的不同路径。各州总税负占收入的比例与其不平等状况之间并不存在关联。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相互毗邻，都位于新英格兰地区，它们之间的对比格外令人感到震惊。佛蒙特州的税收负担位居全国之首，新罕布什尔州的税收负担则仅高于阿拉斯加州，位居全国倒数第二位。然而，新罕布什尔州在“健康与社会问题指数”上表现最为出色，佛蒙特州则位居第三位。这两个州的平等状况也十分良好：尽管税收政策差异极大，但它们的平等程度在全国分居第四和第六位。是否需要执行再分配政策，取决于税前收入的差距。

国际和美国国内的情况都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促进平等，从而改善健康状况，减少社会问题。正如我们在第13章中指出的，重要的是实现平等这一目标，而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然而，这些图表同样表明，执行低公共开支、低税收的政策是存在风险的。如果政府没有办法缓解严重的不平等，那么就需要更多的监狱与警察，就会面对更加严重的心理疾病、吸毒等各种问题；如果实行低税收、低福利的政策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那么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可能迫使政府加大公共开支的力度，以应对这些问题。

也许存在着这样的选择：当不平等状况十分严重时，通过公共开支来应对社会问题；当不平等状况不严重时，将公共开支用于支付社会福利。1980年代以来的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急剧恶化，可谓公共开支的两种用途之间关系失衡的一个实例。在这段时期内，用于监狱的公共开支增长速度是用于教育的公共开支增长速度的六倍，许多州用于监狱的公共开支甚至超过了用于教育的公共开支。

人们更愿意生活在用于教育的开支高于用于监狱的开支的社会。不仅仅如此，为幼年生活提供支持的政策还会意味着，许多囚犯也会挣得收入和支付税收，而不是仅仅成为耗费公共资金的负担。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看到的，学前补助可以成为一项能带来丰厚回报的长期投资：获得补助的孩子日后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可能性更低，成年后的收入更高，依赖于福利或走上犯罪歧途的可能性也更低。

可以认为，存在着实现平等的两条不同路径：一是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来实现贫富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一是在再分配之前就实现较小的税前收入差距。这两种策略并非相互排斥的，我们可以同时使用这两种策略来促进平等。仅仅单独凭借某种策略无异于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无论如何，需要注意的是，主张促进平等并不意味着主张扩大政府规模。既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促进平等，那么重要的就是激发必要的政治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