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当研究与政治相遇（第5/9页）

由于我们考察的国家数量有限，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外有时当然会对我们的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尽管如此，与不平等相关的诸多关联都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潜在的关联是多么强有力。

这些批评之所以不成立，有两点理由。首先，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对其他上百份关于健康状况与不平等之间关联的分析以及我们对美国50个州情况的分析产生影响。其次，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外后，我们所揭示的关联依然存在。在第174页的图表13.1中，我们将国际范围内关于健康及社会问题的证据综合成了一项指数。即使将瑞典、挪威、芬兰、日本、美国和英国这些最平等和最不平等的国家一并移除，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健康及社会问题与不平等之间依然存在高度显著的关联。

总之，我们相信自己使用的数据是十分可靠的。而且正如我们所言，其他研究者在不同的环境下已经多次证明了某些关联的确存在。例如，有研究报告表明，无论是就俄罗斯各地、中国各省、日本、智利各县而言，还是综合考虑富国与穷国的情况，健康状况与收入不平等之间都存在关联。那些不喜欢我们结论的人士，无疑同样希望将这些省、县和国家也排除在研究报告之外。

其他因素？

有批评者指出，对于其他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与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关联的因素（例如人均国民收入、贫困程度、种族构成或是福利措施），我们应该加以控制，或是给出解释。

出于多种原因，我们决定不把其他因素包含在内。首先，我们希望最简明易懂地展现收入不平等与健康及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让读者自己体会这种关联是否是强有力的。其次，流行病学分析方法论中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应对构成因果链的因素（也就是能够解释不平等是如何导致某个特定问题的因素）加以控制。例如，如果我们认为在收入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人们健康状况更差的原因在于糟糕的社会关系导致长期压力变得更加严重，那么我们在分析具体的因果次序时就需要多加小心。在统计模型中加入信任程度和社会凝聚力等指标，会导致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消失；然而，实际上不平等很可能的确会导致健康状况变得更糟，因为不平等会分裂社会。第三，将与不平等无关，或是与具体问题无关的因素包括在内，会导致不必要的干扰，从而使我们的方法出现错误。

尽管如此，其他许多考察健康状况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关联的研究对贫困程度、平均收入、个体收入等因素进行了控制。还有一些人细致地探讨了收入不平等与公共支出、社会资本以及种族构成等因素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我们在第13章中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在下文中也会再度提及这方面的最新进展。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与不平等状况无关的个人物质生活水平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没有人会怀疑，当穷国的许多人缺少基本生活必需品时，其健康状况一定不会好。然而，物质生活水平很难解释为何即使在富国，社会地位越高者健康状况仍会更佳（见图表1.4）。人们提出了“新物质主义”这一概念，用社会心理之外的因素解释这一现象。该观点认为，随着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更加舒适与奢侈的生活将使得人们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改善。即使这种说法成立，也无法解释为何更加平等的社会健康状况更佳。然而，图表1.3、2.3和2.7分别显示，对富裕国家而言，预期寿命、健康及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儿童福祉均不会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改善。我们在第6章中曾提及一篇研究评论，该评论在检验不平等与健康状况的关联之前，对贫困程度和个人收入水平等因素进行了控制。随后我们还提及了另一篇重要的新评论。传统观点认为，物质生活水平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我们认为应归因于不平等的那些问题，都应该归因于物质生活水平。我们需要牢记于心的是，大量证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

用实践来检验

本书所呈现的证据格外有力之处在于其惊人的一致性。几乎所有与社会地位相关的健康及社会问题都会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变得更糟；除此之外，就单个问题而言，数据同样具有一致性。例如，在第7章中我们发现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肥胖问题更加严重；与我们预计的一样，证据表明，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人均卡路里摄入量也更高。类似的，我们不仅发现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教育表现更差，而且还发现这些社会中辍学率、失业率和未接受进一步培训的比例都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