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合作（第6/7页）

这段霸权状态下的合作是短暂的，亨利·卢斯（Henry Luce）所谓的“美国世纪”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处于严重的压力之下。没有一种系统层面的理论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就如本书第八章所表明的——美国短促的优势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源于美国政治中的多元特性。[2]但是，如果美国的霸权是衰落的话，那么信奉霸权稳定论的人就会预言合作也会相应地处于衰落之中。第九章通过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的国际货币、贸易和石油机制，来评估这种理论的适用性问题。那些带有霸权合作特性的国际机制因为美国霸权的衰落也会逐步失去作用吗？第九章说明了机制变迁的模式在不同的议题领域是不一样的；美国力量的转移对国际货币、贸易和石油领域的影响也是不尽相同的。总之，美国霸权的式微对战后国际机制的衰落只能提供部分的解释。第九章得出了这个结论，但第九章并不试图对这种现象作全面的解释，因为要这样的话，需要对宏观经济状况和国际经济竞争变化的影响，观念和学习过程的作用，还有美国及其他地方的国内政治对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等因素进行全面考察之后，才能对这种现象作详细的说明。

第九章还指出，虽然20世纪70年代国际机制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中，但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国际经济议题上继续协调彼此的政策，尽管措施不是很完善。当代各国在合作上的尝试，不仅是霸权衰退的反映，同时也是国际机制作用继续存在的反映，这些机制大部分是在美国霸权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旧的合作模式没有像过去那样发挥很好的作用，部分是因为美国霸权已经衰落了；但是，相互的政策协调模式存在下来，以及它们的作用在当前的延伸，可以通过国际机制而得到促进，而这些国际机制是源于霸权时期的。从第九章开始，我们将发现，现实主义关于权力和自身利益的概念，以及它们所发展出来的关于国际机制重要意义的论证，为认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特征提供了极有价值的途径。但是我们需要超越现实主义这种认识，而不是抛弃它。通过对美国霸权衰落的描述，第九章进一步展示了我们所要解决的关键难题，即在没有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国际合作怎样才能出现？这个难题不仅仅只是个假说，而且也是人们特别关注的话题，因此它与第二部分提出的我们自己时代的国际合作理论是有相关意义的。共同的利益和既存的制度使合作成为可能，但是美国霸权的衰落，使我们有必要以新的办法来促进合作。

第十章通过对1971年以来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建立起来的最重要国际经济机制的详细研究，进一步研究机制是怎样影响合作的模式的。这个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机制就是1973年到1974年石油危机后，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围绕国际能源机构（IEA）而作出的一些能源安排。这个机制不是全球范围的，仅限于石油消费国家，并且与另一个由石油生产商制定的局部机制相竞争。在第十章，我们会发现，在机制主导下的合作努力，并不总是可以成功的，就如1979年国际能源机构的失败行动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在相对有利的状况下，它们会产生积极影响的，就如1980年国际能源机构的成功行动所表明的那样。第十章的论述同时还支持了一项普遍的论题，即利用国际机制促进国际合作行动的成功做法，取决于降低政策协调过程中的交易费用的努力，以及为各国政府提供信息的措施，而不是取决于规则的强制。

最后一章对前面的论述作了总体上的回顾，并评估了合作的道德价值及其对政策的含义。我对道德问题的探讨，其结论是，尽管在原则上存在一些缺陷，但是当代国际机制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是可以有条件地接受的。这一点从强调国家自主权的重要性这样的标准基础上，是很容易被证明为正当的，尽管如果我们使用普世主义（cosmopolitan）与平等主义的（egalitarian）标准，评判会更加困难。本书的政策意义，很大程度上直接源自我对国际机制在供给和分配信息问题上的重视，也就是说，信息的提供者和接受者从信息的可获得性中得益。因此，如果别人也承担责任的话，那么在不确定的未来情况下，对自己的行动自由进行限制，并承担一定的义务就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互惠行动的影响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因此，我们需要就在政策和行动上“保持更多的选择”（keeping one's options open）的价值作重新思考；在政策和行动上一味贪求诡秘与变化多端，其结果可能是有违初衷的，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如尤利西斯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一样，在有些情况下将某人束缚在桅杆上可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