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学、经济学与国际体系（第3/6页）

财富和权力的互补性

对作为国家行动目标的财富和权力的思考，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两个概念是互相补充的。对当代的政治活动家来说，就像对17世纪和18世纪的重商主义者一样，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反之亦然。本书后面几章详细分析的两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的权力被用来设计和建设与美国资本主义结构相一致的国际经济安排；反过来说，美国的军事力量长远来说是依赖美国同西欧和日本之间紧密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单单说美国的经济目标或者政治目标是首要的，并未切中要题，问题的要害是美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取决于建设一个资本主义足以繁荣的政治环境，而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利益取决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这两个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不能分开的。同样，为了应付石油资源的控制权转到石油生产国手中的现实，1974年美国提议建立一个国际能源机构，以处理石油高价格的经济后果，加强自己的政治影响能力。没有美国的领导，采取有效的国际行动来缓解能源危机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美国的影响和威望可能因为领导了一场确保能源安全的成功的集体努力而被加强。

财富和权力的互补性，说明了17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和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大部分政府今天仍然倾向于支持雅各布·维纳提出的17世纪重商主义者的几个命题：

（1）财富是获得权力的绝对的基本手段，不管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侵略；（2）权力对获得和保持财富是基本的有价值的手段；（3）财富和权力都是国家政策的恰当的终极目的；（4）虽然在特定的环境下，可能一时有必要为了军事安全的利益以及长远繁荣的利益而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但是，这两个目标从长远来说是和谐一致的（Viner, 1948, p.10）。

维纳所描述的第四点是重要的。短期看，追求权力和追求财富之间存在一个权衡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不忘记两者之间长远来说存在互补性这一前提下，分析这种权衡问题。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关键权衡问题，就如17世纪的重商主义政治家和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美国领导人一样，不在于权力和财富之间的权衡，而在于国家长远的权力／财富利益，同商人、工人、制造商的局部利益与社会的短期利益之间的权衡。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与局部经济利益取得一致，就不能设计长远的国家目标，这一点并非只是美国如此。维纳注意到，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荷兰，“商人在政府中作用很大，主要政治议题的考虑，包括国家安全和战争中的胜败，总是受制于商人的贪婪，他们不愿意为军事开支给予充足的支持”（Viner, 1948, p.20）。根据维纳的说法，英国也是如此，那里工商业的自主性及其传统，阻碍了国家利益的追求。而在马歇尔计划实施的年代里，美国政府“不得不处理美国商业和农业部门的特别需要，这些部门直接从这个计划中受益很多，而它们在国会中的势力也很大。多边贸易的一般目标当然符合所有选民的利益，但是这些选民与国务院不同，他们为了哪怕最小的暂时利益，也可能作出损害总体目标的行为”（Kolko and Kolko, 1972, pp.444—445）。

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消费与储蓄或投资的选择形式。当经济处于投资不足状态时，它倾向于眼前而不是长远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同样的概念去探讨权力问题。当一个国家将其盟国拉在一起，或者建立一些自己主导的国际机制时，它实际上就是在对权力资源进行投资。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追寻一种对贸易问题采取权力解决的途径，对其外贸结构进行变革，以使其贸易伙伴对其行动的变化非常敏感（Hirschman, 1945/1980）。二战以后美国的政策具有更加广泛的地理覆盖范围，强制性很小，但是它仍然强调对权力资源的投资。美国承受了短期的经济代价，例如20世纪50年代欧洲对美国商品的歧视，这是为了保持美国在欧洲更加长远的政治影响和收益问题。它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许多国际机制，它的盟国对这些机制因而产生高度的依赖。

权力投资的缩减同样也会发生。权力是可以被消费的，是不能被替代的。政府也许能够通过执行眼前的赤字政策，从海外举债弥补国内低水平的储蓄，维持目前一定的消费水平，就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所作所为一样。然而从长远来讲，这种政策是不能够维持下去的，它会侵蚀其影响力或良好信贷信誉所赖以存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