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学、经济学与国际体系（第4/6页）

不管是对额外的权力资源进行投资，还是对这些累积而来的资源进行消费，都是外交政策中的一个永久性问题。政府面临的大部分重要政策选择不得不在（财富和权力的）消费与投资之间作出相对的衡量，并且去设计行动的战略，这些战略在短期要是可行的，在长远来说要能够获得权力和财富这样的目标。任何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都必须牢记对生产和权力的投资在不断地进行或者消耗着。有些投资体现在对国际机制的投资和对领导战略的投资上，这些投资对构造国际机制和维持领导地位是有帮助的。因此，从追求权力和财富的意义上定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使我们在分析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问题时，需要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获得自身利益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的手段上，而不是放在执行冠冕堂皇的价值观念的努力上。

国际政治的体系分析

世界政治中各种各样的行为者，包括像跨国公司这样的非国家行为者（Keohane and Nye, 1972），都在追求着财富和权力。但是只有国家才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者，它们不但直接寻求财富和权力，而且还竭力构造使它们能够长远地达到这些目标的规则和行动框架。因此，在分析国际合作和国际机制问题时，我们将把国家置于我们分析的中心地位。

国家行为可以根据“由内及外”或者“由外及内”的方法来研究（Waltz, 1979, p.63）。“由内及外”的解释方法，或者单位层次的解释（unit-level）方法，将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源视为其内部因素决定的，这些内部因素如政治或经济体制，领导者的特性，或者国内政治文化等。国家对外行为“由外及内”的解释方法，或者体系的解释方法，是以体系总体上的特性为基础的。当然，任何理论除了考虑体系自身的特性以外，还会考虑行为者的特性。但是体系理论则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成不变的常量而非反复不定的变量；体系理论的变量是由环境形成的（situational）：它们是指每个行为者与其他行为者相对而得的位置（Waltz, 1979, pp.67—73; Keohane, 1983, p.508）。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分析是根据相对权力和相对财富的内容来确定行为者在体系中的位置开始的。

华尔兹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不从总体上考虑国际体系的影响，而单单从单位层次分析出发来建构理论的错误所在。所以这样说，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单位层次上作因果分析是困难的，因为气质或特性因素（从领导人的个性到一个既定国家制度的特殊性）在这种分析中只具有表面上的重要意义。如果以此出发进行分析的话，即使是那种只作局部“切割”研究的简约理论，也会处于因为过多的与研究似乎相关的事实所导致的混乱之中。第二，单单从“由内及外”的方法来解释国家的行为，会导致研究者忽视行动的背景问题，因为各国处于竞争状态这个事实，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压力。因此，那些试图平衡潜在对手权力的实践和行为，如果从政府独特的特征基础上来解释也许就是成问题的，而如果把它们放在世界政治固有特征的基础上，则可能得到更加满意的解释。总之，如果不给体系理论予以优先考虑，世界政治中的单位层次分析只会在经验和概念的真空（封闭）状态中飘忽不定，无所适从（Waltz, 1979，第4—5章）。

因为这些原因，本书的分析是从体系层次的分析开始的。我集中探讨体系特征的影响，因为我相信，国家的行为，还有其他行为者的行为，强烈地受到国际环境所决定的限制和激励因素的影响。当国际体系发生变化时，激励因素和行为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本书“由外及内”的研究视角与现实主义（或者说结构现实主义。Krasner, 1983）理论中的体系理论方法是相似的。不过，我的论述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我强调国际制度及其实践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诚然，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状态的作用，当然是重要的；财富分配状态的重要性同样如此。但是，国际体系层次上的人类活动同样会施加重要的影响。国际机制影响着政府可能获得的信息和机会，政府对支持这类国际制度的承诺的破坏，会对其声誉造成损害。国际机制因此改变着政府对其利益或有利地位的估算。为了解释国家的行为，仅仅将基于权力和财富分配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强调选择的对外政策分析者的理论结合起来，而不理解国际机制的作用，就像我们解释寡头商业公司之间的合作与串谋而不竭力去弄清楚以下一些事实可能犯有的错误是一样的，例如这些寡头垄断企业的领导是否经常一起会面，他们是否属于同样的贸易协会，或者他们是否已经发展了不通过直接沟通就有了一种非正式的协调行为的手段。因此，国际机制不仅仅值得彻底的研究，而且它们事实上也迫切需要我们这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