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学、经济学与国际体系（第6/6页）

结论

体系分析将不会导致对国家追求财富和权力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预测。即使它能做到这一点，这些预测到目前为止也注定是不准确的，因为国家行为由于其内部特性的差别而具有非常大的多样性。虽然如此，体系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各种限制性因素是怎样影响各国政府的行为的。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就像古诺寡头垄断模型告诉我们的一样，我们还必须确定关于行为者“反应函数”（reaction functions）——它们对其他行为者的行为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之类的东西（Fellner, 1949）。要在经验知识而不是武断的基础上这样去做，我们必须考察制度的背景，包括由规则、习惯和非正规行动模式为行为者提供的信号等因素。这样，我们才可以在严格的以权力为基础的博弈论分析的指引下，研究国际机制问题。

另外，接受理性的利己主义假设，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地考虑纯粹理性假设的含义，这个假设还不能准确地将人类选择的实际过程模型化（Mckeown, 1983b）。然而从利己主义和理性的假设出发具有三个重要的优点。首先，它使我们的假设变得很简洁，便于我们进行清晰的推论和演绎。其次，它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由体系对行为者产生的限制性因素上，因为这个假设抓住了被选择常量的内部决定因素；它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体系的限制因素——不管世界政治经济中的权力或者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以及国际制度及其实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而不是国内政治的因素上。最后，使用理性的利己主义假设，使本书的论证集中在与现实主义理论同样的基础上。显然，我们这里关于国际机制重要性的论证，并不依靠暗自运用利他主义或者非理性的假设。从关于同样动机的假定出发，我要说明现实主义对于持续增加福利的合作的悲观态度是被夸大了的。做完这些论证以后，我在第七章把古典理性、利己主义和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再放宽一些，去看看早期在理性的利己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于机制的功能理论，是怎样随着这些假设的变化而受到影响的。

我对世界权力结构和由人类设计的制度与习惯的兴趣，表明了我对世界政治中限制因素和选择过程的关注。因为财富和权力配置而引起的限制问题在世界政治中常常是很严重的。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选定的条件下去创造，在直接碰到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Max, 1852/1972, p.437）；然而既然我们在创造着我们自己的历史，那么在任何时点上我们都有选择的余地，而经过一段时间后，一些限制因素自身也是可能被改变的。19世纪物理学决定论所出现的局限性，可能困扰着那些头脑中仍然抱着过时自然科学观念的社会科学家们——借用马克思的另一句话，即“像梦魇般地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但是，诸种情形却对人类的智慧提出了希望。在世界政治中，因为财富和权力配置而引起的限制问题，说明人类也许可以不断地学习，在不否定追求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去发展那些能够使他们进行更加有效合作的制度和习惯。理论贫弱却对政策寄予厚望的原因，在于人们总是尽可能使战略适应现实。本书试图展示，具有适应性的制度建设战略也能够对现实作出改变，因此而培育出互相有利的合作来。

注　释

[1]关于这个问题的充分论述，见Keohane,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