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理性选择与功能的解释（第7/10页）

利己主义的合作和国际机制的创设

我们在第三章看到，霸权国家的存在可能有助于国际机制的创立，尽管我们同时也给出一些理由，对霸权是国际机制形成的必要条件提出怀疑。本章通过提供更有力的理论依据，说明合作在没有霸主的情况下也可能发展起来，从而使我们对霸权国家可能帮助创立国际机制这一观点表示更多的怀疑。不管是否存在霸主，国际机制的形成取决于共同的或者互相补充的利益的存在，这些利益要能被政治行为者所意识到，从而使共同的生产联合收益的行动是理性的。一个霸主也许会通过提供合作的报酬和对背叛行为的惩罚，帮助创造共同的利益；当不存在霸主的情况时，如果条件有利的话，同样的报酬和惩罚也会被提供出来，这种结果一定是由相对小数量的行为者所决定的，它们能够监管彼此对规则和惯例的遵守情况，并使其他政府的福利取决于对协议和谅解的持续遵守。

因此，一些行为者之间紧密的互动有助于替代或者补充一个霸主的行动。随着霸权的衰落，一个缓慢的从霸权合作到霸权后合作的转化就可能发生。合作的激励因素将逐步地不仅仅依靠霸主的反应，还依靠其他有一定力量规模的国家的反应。这种转移在实践中也许是很困难的，因为期望可能滞后于现实。但是理性选择分析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合作出现所需要的条件，还将取决于既有机制的模式。新的国际机制的创设也许由旧机制所培育出来的相互信任感而得到促进。机制很少是从混乱中出现的，相反它们是互相依靠的。因此，我们应该对机制演变与机制是无中生有的创设问题给予同样多的关注。旧机制运作和新机制创设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意味着我们要对机制进行一种功能的分析，就如我们在本章后面部分以及第六章所发展出来的分析那样，这种分析不仅对我们理解机制为什么会得到创设和维持，而且对我们理解机制是怎样随着时间演变而发生变化的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促进国际机制形成的激励因素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讲，取决于共享或者共同利益的存在。这些利益可能反映了从有效地利用他人中所能获得的收益——创造和分享租金，就像在原料卡特尔中那样；但是这些利益还可能以行为者提高交换效率的相互愿望为基础。在后者的例子中，“政策空间”（policy space）的密度如何，就是说，不同的议题之间相互紧密联系的程度怎样，是起作用的。形成国际机制的激励因素，在那些紧密的政策空间中要比那些较低的议题密度领域多，这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紧密的政策空间中达成诸多临时的特定的协议，彼此之间会互相影响，除非它们是以一系列共同的原则和规则为基础的。在议题密度低的领域，临时的特定的诸多协议可能很充足；而在议题密度高的领域，机制的存在将会减少不断考虑一系列协议对其他行为者产生影响这样一类的成本。每一个新的协议与既有的一系列规则和程序相比较，都可能比协议相互之间的比较更加明显；机制的存在确立了连贯一致的标准。由于这些原因，随着相互依赖的增强和政策空间密度的增加，对国际机制的需求可能会不断增加。

功能的解释与市场失灵理论

利用理性选择途径研究行为问题，将把我们的注意力首先转到行为者面临的激励因素上。在我们对理性进行假设时，当我们问为什么一个行为者会以一种特定方式行为时，就等于在问，这个行为者面临的激励因素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行为者各种可能行动的机会成本是什么？[3]

机会成本是由行为者的特征和环境的特性决定的。在理性选择分析的框架下，制度影响着选择的背景以及各种可能行动的机会成本。因此，在利用理性选择去分析制度问题时，我们立刻会走向一种功能的论述途径上。根据这种分析框架，“如果理性的人创设和维持制度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或者获得社会目标的话，制度就是具有功能作用的”（Simon, 1978, p.3）。就像西蒙所论述的，经济的推理过程可以很容易地用功能分析的语言来说明，反之亦然。

一般来说，功能的解释可以从造成影响的意义上对原因进行说明，也就是说，“被解释事物的特征是由其对所要解释事物的影响来决定的”（Cohen, 1978, p.278）。例如，投资是通过利润来解释的，就如人们作“石油钻探利润的增加是导致对石油工业投资增加”这样的陈述一样。当然，从短暂的意义上讲，投资是利润的原因，因为利润是源于成功的投资行为的。但是在这种功能解释框架下，因果路径是被颠倒过来的：效果解释原因。而在我们的例子中，这种效果和原因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理性的假设来规定的，就是说，是预期的利润导致了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