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霸权机制的不完全衰落（第10/14页）

对于理解1967年至1973年间石油机制的变化，基于共同利益之上的一种国际机制功能理论的解释作用甚微。尽管如第十章所述，它的确有助于解释1973年后国际能源机构是如何被组织起来和运转的。旧有石油机制以权力关系的高度不对称为基础：只有在这种不平等的情况下，接受美国主导的机制，才符合各产油国的利益。权力的转移，为产油国提供了可行的替代机制，使不挑战的机会成本增加；低收益促使产油国去努力打破这一机制。旧机制已丧失了其继续存在的价值。

这一事例证明了前文一个观点，即功能性的合作理论需以行为者之间具有共同利益为条件，否则，就无法达成互惠的协议。但是如果权力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谈判（如果将机会成本也考虑进去）就不再会继续下去，反映新的权力分配的协议将与前者大相径庭。权力消长的双方会立刻意识到新协议的特征，它既能满足双方的要求，又不会导致关系的破裂。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想象能做到这一点。新的权力关系必须经受考验之后，才会被完全认可。1973年以前几乎所有人都低估了产油国的实力，1979年至1980年间，这一权力又被过分夸大。直至油价经历了先升（1979—1980年）后降的波动之后，人们才真正认清产油国和消费国各自的力量和缺陷。

石油领域的案例，解释了我无意以功能理论代替权力理论的原因。在世界政治中，权力永远是重要的。任何试图对某一给定的程序和互动模式加以评价的功能性解释，必须植根于对政治结构的理解，尤其是行为者之间权力分配的理解（Waltz, 1979; Keohane, 1983; Ruggie, 1983a）。当结构发生急剧变化，植根于其中的程序和制度也必将随之改变。

对国际货币机制变迁的解释

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钉住汇率机制的崩溃，人们常常将其归咎于金本位制内在的不稳定性，以及美国的政策，尤其是其货币政策的失当。对于第一点科恩总结道（Cohen, 1977, p.99）：

金本位制源于一种错觉，即认为可按固定价格将信用货币兑换成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依靠美国保持国际收支赤字，以防止出现国际清偿力不足的问题。而美国海外私人和官方的“过剩”外债额已经超过其国内黄金储备，美国净储备额的不断下降，必然削弱全球对美元保持持续可兑换性的信心。事实上，政府也是进退维谷。为防止对美元的投机，美国必须减少财政赤字，但这将导致国际清偿力的不足；而为防止清偿力问题，美元又必须保持赤字逆差，但这样又将使美国面临信心问题。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

这一两难，使得60年代的国际货币体系即便在最好的环境下也相当脆弱。作为回应，各国协商增设了特别提款权，希望在美国赤字消失后以之代替美元提供国际清偿。但是这一前提迄今并未实现，因此这一改革是否有效仍难定论。60年代后半期，越战爆发，美国面临一系列难题：例如庞大的预算赤字、国内的过度需求以及持续的通胀推动等。美国非但并未致力于削减赤字，而且听任其国际收支经常账户急速恶化。当1970年美国为应付经济衰退而放宽货币政策时，导致巨额资本外逃。1971年8月美国决定暂停以美元兑换黄金，迫使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变更。1971年12月10日史密森协议签订，对各国货币与黄金进行重新估价，确立不同的比价，试图重建固定汇率制。但仅15个月就告崩溃，原因之一即在于美国国内外持续不断的金融扩张。

霸权稳定论对国际货币机制变化的解释不尽如人意。其不足之处有一部分为任何体系理论所共有，那就是因为它们都没有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这一因素，而由此导致的美国政策变化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主要原因。将制度理论与霸权稳定论相结合也于事无补，这只能反映出世界政治领域中单纯的体系理论的局限性。

但是即使是与其他体系理论相比，霸权稳定论仍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它以有形资源的变更作为变化的先兆，但是，美国维持机制的最重要的能力并非源自对有形资源的占有，而是在于其处理国际金融事务信心这一象征性资源。一旦对美国政策的信心发生动摇，其后果要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减严重得多：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只要美元持有者坚信美元能始终保持对其他货币和黄金的固定比价，美国便可以加大美元的发行量。然而，1970年至1971年间，对美国经济政策和美元的信心被大大削弱，美国实行的通胀性政策使之丧失了其所拥有的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即对美元将保持强币地位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