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霸权机制的不完全衰落（第12/14页）

对国际贸易机制变迁的解释

诚如所见，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贸易机制的变化与潜在权力资源的变更具有广泛的一致性。美国权力资源（以其在工业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为根据）相对衰落，而其国内生产总值份额的下降幅度则更为迅速。若仅根据这些简单的数据，霸权稳定论会预言：比起货币、石油机制，贸易机制也将恶化，但是速度会比货币、石油机制缓慢；更进一步地说，它还将预期随着美国主导地位的削弱，美国将会越来越不愿意承担贸易自由化的过高代价（Krasner, 1979; Ruggie, 1983c, pp.484—485）。在贸易领域，这两种情况的确存在，因此，起初霸权稳定论似乎是言之有据的。

然而，事实上，这一问题要复杂得多。如表9.4显示的，作为一个团结的贸易集团，欧共体的出现使资源控制能力的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比单纯的数据变化所显示出的要重要得多。与货币和石油领域不同，世界贸易权力已非一家独霸。欧共体所具有的潜在实力已足可与美国比肩。这是导致变化发生的直接诱因——如纺织品机制中日益增长的限制（Aggarwal, 1981）。以欧共体整个集团而非单个国家作为分析单位，霸权稳定论将预期贸易领域会比货币领域发生更多的变化。因为尽管存在着欧洲货币体系，但是却缺少统一的欧洲货币及其政策。美元相对于个别欧洲货币的支配地位依然存在。

贸易政治又使这些纷繁混乱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保护主义的压力主要来自各大工业国内部因进口竞争遭受损失的工业界和劳工组织。在一些工业部门内，如纺织品、鞋类、家用电器、钢铁、船舶，以及近年来的汽车业等，生产能力过剩带来的经济困难成为保护主义的催化剂（Strange, 1979; Cowhey and Long, 1983），其原因在于个人或集团为了获得比在自由市场中更高、更稳定的收入，从而推动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Olson, 1982）。

因此，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家将贸易保护主义视之为集团政治的病态反应。亚当·斯密指责同业公会为了保护其成员的工资而不惜牺牲社会的福利，尽管他认为这样做符合城市的利益（1776/1976, pp.132ff）。现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官员批评劳工组织和低效工业企业也寻求类似的保护，并对“保护行为会同时增加国家和集团的收入”这一观点加以驳斥。依此观点，低效的企业面对灵活、低成本的国外竞争者，只有通过降低工资或裁减员工才能维持生存。但受影响的工人及政治领袖则不会接受任何一种方案，从而招致保护主义的压力。“若要同时维持工资差别和就业规模，保护主义是必然之选”（Blackhurst et al.1977）。因此尽管迄今为止，主要工业国从未对保护主义表现出多少热情，但它对国内利益集团来说，却具有不断增强的诱惑。

在政治辩论中，与传统自由主义相对立的一派主张以“工业政策”的形式进行政府干预。尽管这一口号歧义纷呈，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政策分歧，而是隐藏于其后的逻辑分析上的一致。二者都将日益加剧的竞争和不断加快的世界经济结构变化视为保护主义和工业政策的根源。政策变化更多的是出于工业国之间以及工业国与新兴工业国之间竞争的加剧，而非美国权力的衰落。保护主义将调整成本加于他人（在本国国内或国外），至少在短期内，可使对于急速变化难以适应的人们免受冲击。

针对保护主义的日益增长，大多数理论都强调两方面的因素：即在1973年经济衰退之后出现的竞争加剧和生产能力过剩以及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1973年末至1983年初，工业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仅为2%，欧洲则更低。同期西方七国失业率增长了一倍（IMF，1983，表1，p.170，以及表5，p.174）。而在此10年间，尽管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仍低于其进口，但非欧佩克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则增长了3倍。由于这些出口高度集中于服装、鞋类、家用电器等部门，引起进口竞争企业和工人的警觉（Belassa, 1980，表1；Stein, 1981; OECD, 1979，表5, p.24）。70年代许多限制措施，尤其是日益严重的纺织品出口限制，反映了精明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对工业国造成的压力。

尽管衡量经济权力资源和贸易政治的方法所发生的变化貌似一致，但是对决策程序的考察表明：国际竞争以及结构调整产生的压力能够比霸权稳定论更好地解释贸易机制的衰落。[8]显然，霸权稳定论无法像在石油领域那样充分地解释新近贸易机制发生的变化；对于货币机制，霸权稳定论虽然也成立，但是从政治过程层面来解释机制的变化作用并不大。影响贸易机制的许多主要力量都与美国权力的衰落无关，若要对贸易合作与纷争模式作出充分解释，许多其他因素——快速的结构变化、国内政治经济模式、国内政治行为体的战略——也必须加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