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第12/12页）

III、以后的经济学家

李嘉图几乎是逐字地重复亚·斯密的理论： “必须懂得，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的区别。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是由非生产工人消费。”(《原理》第163页) 事实上，李嘉图完全接受了亚·斯密关于商品价格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或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理论。他和斯密争论的问题是，1、关于剩余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李嘉图把地租排除在剩余价值的必要的要素之外；2、李嘉固把商品价格分解为这些组成部分。因此，价值量是前提。他假定各组成部分之和是一个定量，并以它为出发点，而亚·斯密却相反，他常常背离自己固有的比较深刻的见解，总是事后由各个组成部分相加得出商品的价值量。 拉姆赛反对李嘉图，他说： “李嘉图忘记了，全部产品不仅分为工资和利润，而且还必须有一部分补偿固定资本。”(《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74页) 拉姆赛所说的固定资本，正是我所说的不变资本： “固定资本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它虽然用来制造处在加工过程中的商品，但不用来维持工人的生活。”(第59页) 亚·斯密把商品的价值，从而把社会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从而分解为单纯的收入，但是他反对从这种论断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全部年产品都可以被消费掉。具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从来不会作出荒谬的结论。他们把这件事留给萨伊和麦克库洛赫之流去做。 萨伊实际上轻而易举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一个人的资本预付就是或曾经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和纯产品；总产品和纯产品的区别纯粹是主观上的， “因此，一切产品的总价值，是作为收入在社会上进行分配的”(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版第2卷第64页)。“任何产品的总价值，都是由促成它的生产的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勤劳者的利润{工资在这里充当“勤劳者”的利润}相加而成的。因此，社会的收入和生产的总价值相等，而不象某派经济学家{重农学派}所认为的那样，只和土地的纯产品相等。”(第63页)

顺便指出，萨伊的这个发现也为蒲鲁东据为己有。 施托尔希在原则上也接受亚·斯密的学说，但发现萨伊对这一学说的实际应用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承认一个国家的收入等于该国的总产品，就是说不必扣除任何资本{应该说是不变资本}，那么也必须承认，这个国家可以把年产品的全部价值非生产地消费掉，而丝毫无损于该国的未来收入……构成一个国家的{不变}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的。”(施托尔希《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第147、150页) 但是，施托尔希忘记告诉我们，这个不变资本部分的存在，和他所接受的斯密的价格分析，是怎样一致的，按照这种分析，商品价值只包括工资和剩余价值，并不包括不变资本部分。只是通过萨伊他才弄清楚，这种价格分析导致荒谬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他自己的最后一句话是： “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141页) 西斯蒙第曾专门研究资本和收入的关系，但事实上把对这种关系的特别说法当成他的《新原理》的特征。他没有说出一个科学的字眼，对于问题的说明，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 巴顿、拉姆赛和舍尔比利埃都试图超出斯密的解释。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不能把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之间的区别，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截然分开，从而一开始提出问题就是片面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他惯有的妄自尊大，重复亚·斯密传给他的后继者们的理论。 结果是：斯密的混乱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教条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