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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流水一样花出去，我是真怕。精神压力太大了。官场就是一团浆糊，哪怕是一块铁一团火，到在这里，也统统得变成一块牛皮糖，扯不尽的稀皮，躲不过的明枪，避不完的暗箭。乡政府有一个工作人员，年近三十，已为人妇，长得漂亮，叫许芳，为人泼辣，能说会道，敢于喝酒，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气。还有一个小伙子，叫明海，去年从省农大毕业的，笔头好，酒瓶拿得起。我带着这两个人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喝过去，是真喝啊。那些“酒精”考验的好干部是非要看到我们出洋相才心满意足。喝到第二十七天，我吐了血。许芳掉了眼泪说，“李书记，你犯得着这样吗？”我说，“这是梨山的机遇。把握住了，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现在我们给人家当孙子，以后，人家给我们当孙子。”

许芳说，“李书记，你这样为梨山。你有没有听到梨山人是如何骂你的？”我说，“知道，说我是李绝后。我扒了他们家的房子。”许芳说，“还说你天天在上面吃喝嫖赌。”我想了半天，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反倒想起被皇帝剐了被老百姓生吃了的袁崇焕，最后嘴里憋出半句“浮名自可任毁诋”。

感谢我的妻子陈映真，在看完我的计划书后，提出了一个关键的切入点，光提生态农业、绿色与民俗旅游还不够，还得讲扶贫。扶贫，这是政治的大文章。讲了政治，就讲了一切。梨山深山里不是有几个至今仍在刀耕火种的少数民族吗？把他们揉入计划，从山上的寨子里迁出来，划出一个地盘，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民俗的一部分。感谢我的岳父，这回，他无条件地支持了我，并为说服有关部门的领导，动用了他的关系。这年冬至，行署召开扩大会议，梨山旅游项目列入议题。我在会上慷慨陈词，为梨山勾勒出一副美好的远景图。计划启动了。掌声响起来，我的眼眶湿了。这半年，我他妈的吃了多少苦。有本小说叫《创业史》，梁生宝为给互助组节省两角钱不住客店而在车站的屋檐下露宿。我呢，在那辆破北京吉普车上睡觉是家常便饭。

一九八六年，梨山乡全年财政收入翻番，占全县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之强。梨山名气大了，连海外游客也络绎不绝。许多梨山籍的海外华人回乡认祖寻亲。我的目光也投向闻名全国的“苏南模式”，这种模式说白来就是发展乡镇企业。正当我摩拳擦场准备再大干一场时，一场变故打断了我的计划。一九八七年开春，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我去年扶助上马的木竹加工厂、蚊香厂、地毯厂皆被银行告知银根缩紧，不再对外贷款。更痛苦的是，县里爆出特大非法集资案。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妇以高出银行利息数倍的利率为诱饵，说是做化肥生意，共诈骗集资款近千万元。

集资之事，我早有耳闻，在乡镇会议上也是三令五申，机关工作人员一律不得参于其事。这倒非我有足够的金融知识，而是基于一种本能，觉得这也是一种变形的“击鼓传花。”我承认流通领域能产生巨大的利润，我也承认化肥等生产资料确实是紧俏物资，拿到批条就是拿到人民币。但我不相信这个农妇的话，我不相信一个有本事搞来几十万吨化肥指标的人没本事在银行搞定一笔借款。何况君子兰之事也给我带来了足够强的风险意识。但我怎么也没料到这场看上去波澜不惊的集资竟有如此之大的能量，在案发后暴发出如此可怕的威力。这个貌不惊人面庞黝黑的农妇竟有这样大的胆魄与头脑。暗流汹涌。渴望致富的人们在农妇拆东墙补西壁付出的高额利息面前晕菜了，在农妇用高价从黑市上买来再以低价销售的几车化肥面前糊涂了，攀亲托友，遍寻关系，以求把自己的血汗钱交到她手中，换来一张字迹粗劣的白条。连信用社的主任都受不了这种诱惑，挪用上百万元公款，加入其中。

梨山乡是首屈一指的富裕乡，自然免不了受其影响。案发后，一些被骗的群众天天坐在乡政府门口哭诉，要求政府为他们做主。怎么做主？我在会上讲时，你们置若罔闻。现在出事了，就找政府？农妇已经被抓。集资款只追回一半，肯定是先要拿去填补银行的窟窿。其他的皆被这位可恨的农妇挥霍干净。

大家可能无法想象，这位翻身做了几个月慈禧太后的四十余岁的农妇，还养起三个“面首”。警察抓到她时，她正与其中两位小白脸在宾馆床上胡天胡帝。只能这样说，上帝欲让人灭亡，必先让其疯狂。不过，我私下猜想，这恐怕是女权主义者所喜欢的案例。许多年后，我就读到了一本以这位农妇为蓝本的小说，里面的她时刻高举着一面女权主义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