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岁月（第2/3页）

胡同里贫民孩子冬天没有背心、内裤、绒裤，光挺穿一身棉袄、棉裤；买不起皮腰带，用根布带一系；光脚穿棉鞋；到冬天脸、手，带脚脖子冻得都是皴。

也没什么玩的，冬天冷的时候孩子们把一条腿盘起来玩撞拐；还玩骑马打仗，你背一个孩子，我背一个孩子，看谁把对方的孩子拉下马。要不就找一个墙角挤着玩，这个玩法叫挤狗屎。这些玩法都是为了抗寒。

我家住在崇文门外的四合院里，那会儿家家都是土炕，晚上睡觉炕是热的屋子是冷的。后来拆了土炕，把煤球炉子搬进来，早晨怕冷，大人就先把棉袄、棉裤在小孩子烤褯子用的囫囵上烤热再穿，和我一起的孩子们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度过冬天的。

过年之前家里蒸很多馒头，吃的时候弄点白菜、土豆、粉条一咕嘟，从不炒菜。每年的炮市都建在河边，炮市年年着火，一着火就往河里堆。穷孩子买不起炮仗，就捡没有响的废炮仗，剥开皮把药倒出来，堆成一堆，拿香点着放呲花。

那时候的玩具资源也匮乏，不像现在的孩子玩具堆成山。 我们那会儿的玩具很简易，推铁圈，弹球，拍三角、洋画，抽陀螺。要想转得好，弄个钢珠铆在尖上抽起来转得快。我们那边管陀螺叫“汉奸”，小孩一边抽一边唱“抽汉奸，打汉奸，杂和面儿，落一千”。那时候，穷人连棒子面儿也吃不起，就吃杂和面儿。杂和面主要的成分是糠，很难吃。老百姓恨日本人也恨汉奸，所以编出儿歌来骂他们。其实在我懂事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只是歌还在唱。

因为孩子多，我两岁的时候到姥姥家住。姥姥家离我家不远，每天都是我姥姥背着我到她家。姥姥家的房东是个收洋瓶子的，人家都管他叫洋瓶子李。院子里所有的地方都是各式各样的瓶子。我姥姥在那个堆满洋瓶子的院子里租了一间小房子。姥爷是练武的，也会摔跤。俗话说“武术加跤，越练越高”。我姥爷江湖名号“罗二”。他身体灵便，再加上那房子矮点，拽步拧腰就能上房。

临解放那会儿北京比较乱，有一天我看到一帮人围着电线杆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我钻进人群才发现，电线杆子上绑着一个人，这人是我们一个老乡。有位宪兵班长手里拿着手榴弹，用手拉着弦，有一拉即爆的危险。管片的国民党警察手里拿了一把盒子枪，两个人对峙。我还依稀记得警察对围观的老街坊说：“大家靠边站，我们要见血了！”众人闻听都往后闪，宪兵班长岿然不动。

后来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就是我们柜上有个徒弟李满春参加了宪兵队，后来李满春逃跑了，宪兵队班长来找他。开始绑的是我父亲，后来发现与我父亲无关。据说那个老乡是李满春当宪兵的保人，这才把那个老乡绑在电线杆子上要人。一个宪兵班长拿着一颗手榴弹就敢绑人，其实就是讹人来了，兵荒马乱的也没人管，最终还是我们家出了点钱给那个宪兵班长，这事才平息。

我六岁半正式上小学，解放后城市贫民可以上公立学校，不收学费。而我家不行，属于资本家，虽然家里已经没钱了，但是我们也只能上私立学校。那时候我们和我叔叔家没分家，我上面有一个亲哥，两个叔伯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叔伯弟弟，全在普励小学上学，后来叫贾家花园小学了。

刚刚解放老师挣小米，就是工资按小米算，挣多少小米就是挣多少钱。我们家孩子在普励小学上学的多，交不起学费，总被老师催。那时候刚解放，老师还兴打人。我亲眼看见有个同学老迟到，老师气得把棉帽子拿下来往学生脸上抽。可怜的是被打的孩子们不认为老师不对，他会认为老师打他是为他好。可能那会儿对师道尊严就是这么个认识。当然也会遇到反抗的孩子，有的老师打孩子，孩子把老师手咬破了，咬得老师直哭。

我第一年功课很好，班里第八名，到了二年级十九名，三年级三十多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绩逐年下降。等到我六年级的时候，已经有一门不及格了。学习不好的主要原因就是，家里孩子多，家长管不过来，有时吃饭都吃不上。

虽然六年级成绩不好了，就是这样在我们廉家五个大男孩子中，我仍然是学习最好的。我亲哥哥蹲了两回班，叔伯大哥也蹲了两回班，叔伯二哥蹲了三回班，最后蹲得都和我一班了。而我下面的叔伯弟弟也蹲过一回班。

当时能上普励小学都是比较有钱的，像我家这样的算是破落的。我们班有个很漂亮的小女孩就是同仁堂的家属；还有同学家是开大瓷器店的；有个同学家是一家制鞋油的大公司，我曾去过这个同学家，深宅大院、建筑讲究，后来改海军司令部了。还有一个叫沈长恩的同学，他家开银行，银行就在打磨厂那儿。有一次学校要学生自己做毽子，做毽用铜钱，他说他家有的是铜钱，让我和他去拿。我们俩像小偷一样蹑手蹑脚地爬上二层楼，往里一看全是麻袋，我心想这得有多少铜钱啊？可打开包一看不是铜钱而是铜子。最后，我们两个裤兜装满铜子，满载而归。现在想起来我这位沈长恩同学乐子多多，那铜子是他们家的，他却引狼入室和我同流合污偷他们家的铜子，真是童趣无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