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插柳柳成荫（第2/5页）

相声写出来，在首钢宣传队没找到合适的演员。正好，我所在的原单位动力厂也有一个厂宣传队，我就拿给动力厂的人说了。当时，动力厂的两个师傅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叫章为，一个叫杨光喜。由于演出效果非常好，受到当时首钢领导的表扬。这位领导有一次到首钢宣传队说：“动力厂有两个人说相声，那段相声编得不错，你们应当向下面学习，把人家请来。”大家一听，说这就是廉师傅写的。领导非常高兴，从此，就让动力厂的两个说相声的师傅，每天跟随首钢宣传队演出。

有了和首钢宣传队演出的机会，这段相声有幸被北京市文化领导小组发现，并参加了比赛，在那次汇演中得了一等奖，受到了北京市文化领导小组的重视。

在那个年月，专业团体都搞斗、批、改，实际上还是在整人，不能也不可能搞业务、排节目。社会上没有什么娱乐，老百姓的生活枯燥得很。突然出现了一段相声，很让人惊喜。喜欢相声的人都奔走相告，很快就传开了。按照当时的惯例，每年五一、十一都要在首都人民文化宫举办游园活动，各个口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都要在指定的地点演出。那年很特殊，就是多了一种形式——相声。而每个地点所说的相声，都是我创作的《师傅和我》，因为这个段子经上面同意可以演出了。那时，北京曲艺团也找到了这个段子演出。据后来赵振铎老师回忆，那个时候外地曲艺团到北京找相声，“文化大革命”时也就是这一段《师傅和我》。据姜昆后来对我说，他在东北建设兵团也曾说过这段《师傅和我》。这说明这段相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务院有个文化小组，组织了一场曲艺晚会，推出了六个曲艺作品。这六个作品是：关学增老师的北京琴书《一盆饭》、马玉萍老师的河南坠子《十个大鸡子儿》、梁厚民老师的快板书《奇袭白虎团》、大兴县业余宣传队的单弦《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还有相声《师傅和我》等。

一开始，文化小组的人找到北京曲艺团，让他们对相声《师傅和我》进行修改。北京曲艺团说，这段相声不是我们写的，要修改得找原作者。这样，我被文化小组的人请到虎坊桥（原光明日报社，后被国务院文化小组占用）。他们告诉我这个相声要修改，提了一些意见，我便带着这些意见回了首钢。经过修改后，他们认为还得改。我再次改还是没有通过，依然让改。文化小组的人严肃地告诉我，要向首钢领导小组汇报，要组织座谈会。那时候首钢宣传队解散了，大家各回各的单位，就没时间改了。隔了一段时间，我去首钢厂史展览馆开紧急会议。厂史展览馆是当时宣传队排节目的地方。原来国务院文化小组批评作者，问为什么不改。其实，我听了也很冤枉，我一个普通工人，能让当时的首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为我的相声组织座谈会吗？西瓜皮当鞋掌，我算哪块料呀？

让改就改吧，问题是我改不动了。后来，军乐团转业的一位说相声的，名叫张庭萱，他以前说过相声《参观乐队》。张庭萱给我出主意，说他和马季很熟，并由他联系请马季帮忙给改。我想这段相声能请马季老师修改，太好不过了，也是求之不得的。

那时马季老师住在玉泉路铁道兵文工团里边。一天晚上，张庭萱带我拜访了马季，并说明来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马季老师。马老师说他知道这段相声，也很喜欢这个段子，要不是自己年龄大了，他也会说这段相声的。马老师根据自己的经验，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把这段相声修改好。后来，社会上使用的标准版的《师傅和我》就是由马老师改的那个版本，由北京曲艺团王谦祥和史文惠合说，首钢则由章为和杨光喜合说。这已成了历史。

通过写相声《师傅和我》，我在相声圈子里开始小有名气。

在写完《师傅和我》以后，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我又写了一段相声《炉前钟声》。那时候生活都很艰苦，马季、唐杰忠、赵连甲三位老师，大冬天的坐卡车到中山音乐堂看这个相声的演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糊里糊涂出了名

我写了第一段相声《师傅和我》后，北京市文化小组一有什么活动，总要叫首钢宣传队出一段相声，那时好像就是一个硬任务。有了任务，上面找首钢，首钢就得找我，我也不得不写，就这样我成了写相声的了。

回头想来，我觉得业余宣传队很锻炼人。当时的人思想很单一，没有什么名利问题束缚。做什么都靠自觉的意识，我这人做事一向认真，有任务就接，写就要把节目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