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第6/49页）

“你，还是你来吧……”

“怎么啦？”洪场长问。

小祥脸红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里边……她，没穿衣服。”

“浑蛋！”洪场长瞪眼骂：“人命关天，你还废什么话！”

我说：“我来。”又上来一个中年人，把满脸通红的小祥推开，我们俩把那一丝不挂的妇女从石板缝里拖出来，洪场长拿自己的雨衣给她裹上了。

我们把几个重伤员连同那奄奄一息的妇女一道，用卡车送到了农场医院。医院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躺满了血肉模糊的人。地震发生后，各分场挖出来的伤员源源不断地往这儿送，也不管这个房子塌掉一半的小小医院是否还有能力接纳，横竖把人一放，转身再回去抬别人。据后来估算，送到这儿的伤员足有七八百人。头天下大雨，第二天又是罕见的暴晒，不少伤员就是在这儿断了气。远远就能听见广场上一片悲惨的哀号，成群的绿头苍蝇在令人眩目的热浪中寻找着血腥，那场面我至今难忘。

我们没在那个浊气逼人的广场上待多久。

下午四点多钟，通知工作队的人都到总场集合。这个通知似乎意味着这一天战斗的结束。我们从昨天下午起水米没沾牙，将近两天一夜没合眼，倒不觉得困饿，就是渴，渴得头昏眼花。

爬上被太阳烤得灼人的卡车，大家谁也不想费唾沫说话。小祥也一声不响，双手抱膝，在车厢角上缩成一团地坐着。

“你叫什么？”我不知为什么想亲近他。

他略感意外地愣了一下，羞涩地回答：“陆小祥。”

“有二十了？”

“差不多。”停一下又说：“十九。”

“你住哪儿，家里房子塌了吗？”

“就住总场，没塌，我们那儿的房子隔一排塌一排。”

后来我曾经问过一位在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内行”，他不相信会有这种非常规律的坍塌现象，但我在总场附近的居民区却亲眼见到了这个情形。小祥家的房子在第一排，没塌。那房子用大块石头砌成，看上去很结实，四周槐荫掩映，石墙上均匀涂着据说是防虫子的白灰，临一潭幽幽水塘，很有点田园诗味。

如果说总场的秩序已趋于正常，那么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便是职工食堂在那天下午恢复了开饭。大米是从倒塌的库房里刚刚扒出来的，在露天搭起的土灶里焖起，有点夹生，而且各家都限了极少的配量，当然对我们管够。

饭盛上来了，却没人吃，都等着水。

远远的，两个人抬着一大桶水过来了，一个是农场食堂的老职工，另一个，是小祥。

参加过工作队的同志都能记得这件事，多少年后说起来都要由衷地夸你，说你真不错。你本来比我们还要累，从清河跑出去，又杀回来，体力精力的消耗接近人的极限，但你居然又跑去给大家抬水。也许首先是因为这个，大家后来一致要求你到我们这儿帮助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人们越学越精了，但要说交朋友、共事儿，还是喜欢心眼儿单纯的。那年月北京的小伙子都变得玩世不恭，没想到在这个偏僻的小地方还能见到你这种“五十年代型”的青年，认真、朴实，又勤谨，让人一看就爱。

水塔塌了，庞然大物的塔顶离我们不远，躺在被它自己砸出的大坑里，要喝水只能临河汲取。地震后的沟渠水洼，沉渣泛起，水中浮着密密的红虫暗藻。那位老职工一边给大家倒水，一边嘱咐等沉淀沉淀再喝。那确是一种吓人的水。

不知道这算是午饭还是晚饭，撤了锅，洗了碗，肆虐了一天的太阳便远远西去，烧红了天边。在我们那几辆大卡车的旁边，又多了两辆“212”，市公安局的孔副局长刚刚赶到。趁天还没黑，把工作队的同志召集在场部院外的公路边上开动员会。孔副局长慷慨激昂地讲了近一个小时，从爬雪山过草地讲到当前的批邓，再归到抗震救灾的主题上来，上下古今，国内国外，面面俱到。大家早累坏了，刚填饱的肠胃压迫着睡眠神经，个个昏昏欲睡。我也是，坐在地上总是想着家里那个干净而舒服的床，惶然不知在这儿该如何过夜，一身的臭汗泥巴干儿，到哪儿洗……人到此时，很难不去回味以往习惯了的舒适。我呢，同时又为自己被现代文明搞得蜕化了的体质和娇弱不堪的心魄而焦虑。

小祥，正因为这种焦虑，我才不能不佩服你。在这从未经历过的震灾面前，我实际上是有意带着一种“拼”的意识去应付各种艰难的，而你却像一个强壮有力的自然之子，处处显得比我们能干，娴熟，也轻松，也从容。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你和几个农场的干部就在公路对面不远的空地上为新来的孔局长搭帐篷，那时我的神经尽管已疲倦得接近麻木，但内心却有种朦朦胧胧的激动，我想，要是真到了什么艰苦岁月，什么生死关头，你这样的准是个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