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不体面的俱乐部

曼德尔看到史迈利穿戴整齐地坐在扶手椅上，彼得·吉勒姆则在床上躺了个四仰八叉，手上随便地抓着一个淡绿色的文件夹。外面，天色黑漆漆的，阴森可怖。

“第三个凶手进屋了。”吉勒姆一见曼德尔进门便说。曼德尔坐在床尾，愉悦地向脸色苍白、神情沮丧的史迈利点点头。

“恭喜恭喜。见到你恢复健康我就开心了。”

“谢了。我恐怕你要真看到我站起来，就不会这样恭喜我了。我跟病猫一样弱。”

“他们什么时候放你走？”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肯让我出院——”

“你没问？”

“没有。”

“好吧，你最好还是问问。我有消息要跟你说。我还没搞清楚，但我相信这还是有价值的。”

“又来了，又来了，”吉勒姆说，“每个人都有消息告诉其他人。真是令人振奋。乔治一直在看我的家庭照片”——他稍稍扬了扬绿文件夹——“然后把所有老友都认了出来。”

曼德尔听得摸不着北，就没去理会。史迈利插话了：“明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再跟你说。明早我就出院，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觉得我们已经找到了凶手，还发现不少东西。现在呢，还是听听你挖到的消息吧。”他的眼神里没有成功的喜悦。只有忧虑。

史迈利所属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并不被那些装点《名人录》的名流青睐。其创始者是离弃了小卡尔顿俱乐部的年轻人斯蒂德-阿斯普雷，他曾在一名南非主教的审讯中因为亵渎神明而被内政大臣驱逐。他说服之前在牛津时的房东离开她在霍里威尔的安静房子，到曼彻斯特广场接管两个房间和一个地下室，这是一名富有的亲戚交由他任意处置的。那里一度有40名会员，每个人一年支付50几尼47。后来剩下31个人。那里没有女人，没有规矩，没有内政大臣，没有主教。你可以带着三明治去买一瓶啤酒，你也可以只带着三明治，什么都不买。只要你还算清醒，而且只管自己的事，那就没人会在意你穿什么，说什么，或者把谁带在身边。斯特基恩夫人不再在吧台打下手，或者帮人把排骨端到地下室的火炉前，而是舒舒服服地负责两名边防军团退休中士的起居生活。

大部分会员自然都跟身处牛津的史迈利年纪相仿。这个俱乐部向来只为一代人提供服务，这样它便会跟会员一同步入暮年，走向死亡。战争把贾比迪和其他人的性命夺走，但没有任何人提议招揽新成员。此外，这个场地如今已经归他们所有，斯特基恩夫人的晚年也已经被安顿好，而俱乐部本身也不负有任何债务。

那是星期六的一个晚上，那里一共只有六个人在。史迈利已经给大家点了餐，桌子已在地下室摆好，明亮的煤火正在砖炉里烧着。没有别的人同桌，他们吃的是沙朗牛排和红酒；外面的雨下个不停。对他们三人而言，那天晚上整个世界一派安宁，令人愉悦，尽管让他们齐聚一堂的是一件怪异的事情。

“为了让我即将跟你们说的故事听起来有意义，”到头来还是史迈利先开的口，这番言辞主要是对曼德尔说的，“我得先把自己的整个经历跟你们讲讲。我是个情报官，这你们都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加入了间谍机构，早在卷入白厅强权政治之前。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人手紧缺，工资微薄。在南非和中欧经过常规训练和试用之后，我接了一份在德国大学讲课的活儿，暗中观察哪些德国年轻人具备特工潜质。”他停了会儿，笑着对曼德尔说：“不好意思，行话扯多了。”曼德尔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史迈利又继续下去。曼德尔知道他比较爱炫耀，控制不了。

“没过多久大战就开始了，那段时间在德国真是糟糕透顶，让人受不了，简直要疯掉。神经错乱的话才会去跟人接触。我惟一的选择就是尽可能隐姓埋名，在政治上和社交上都低调行事，推举候选人，让别人去招募。我想趁学生旅游的时机，带几个人到英国去待上一阵儿。我表过态，当我过来的时候，我不会跟军情局有任何联系，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在那个时候，德国反情报局的效率有多高。我不知道谁被接见过，当然，这样是再好不过的。我的意思是，说不定我会被曝光。

“我的故事实际上要从1938年说起。夏天的一个晚上，就我自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那天天气很不错，很温暖，很平静。那时我们可能还从没听说过法西斯主义。我穿着长袖衬衫，坐在靠窗的桌子前做事，但不是很用心，因为那个夜晚实在是太美妙了。”

他停了下来，不知为何有些难为情，于是就摆弄了下红葡萄酒。他的脸颊泛出两坨红晕。虽然他只喝了一点酒，却感到有点醉醺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