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不体面的俱乐部（第3/4页）

“事后我想了想，显然我意识到盖世太保是不会逮捕学校里当红的学生的。我忘了自己还要坐车，折回城镇，在电话簿里找他父母的地址。我知道他父亲以前是当医生的，要找到并不难。我去了他家，只有他母亲在。他父亲已经死在集中营了。她不是很想谈论戴尔特，表现得好像他并没有去犹太人监狱，而是去了普通的那种，仅仅在表面上说是‘修整时期’。她觉得儿子三个月就能放回来了。我假装给他留了个口信，说他还有几本书在我那里，要是他能给我打个电话，我会很乐意还他的。

“1939年那些事恐怕是把我给打败了，因为我相信自己没再多想过戴尔特。没过多久，当我从德累斯顿回来后，军情局让我回英国。我收拾好行李，两天之内便回到伦敦，发现这里陷入了骚乱。我领了一个新任务，需要做好充分准备，还要做简单报告以及新人培训。我准备立马动身去欧洲，起用德国那些没有实战经验的情报员，招募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应付这种紧急事件的。我开始记熟那十来个名字和地址。你可以想像当我发现戴尔特·弗雷榜上有名时的反应。

“我查看他的档案，发现他几乎是毛遂自荐的，直接闯到德累斯顿的领事馆，质问为什么没有人去制止对犹太人的迫害，连举手之劳都不愿意。”史迈利说到这便自己笑了起来，“戴尔特很能让其他人听他的话去做事。”他迅速地瞥了一眼曼德尔和吉勒姆。他们两人都把视线牢牢锁在他身上。

“我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怄气。那男孩就在我眼前，但我就是没觉得他是合适人选——德累斯顿那家伙想打什么小算盘啊？然后我就被告诫说这个喜欢煽风点火的家伙得由我来负责，他那冲动的性子可真会让我跟其他人赔上性命。尽管我的样貌跟掩护身份都有一点点改变，但我显然应该以学校里那个普通的乔治·史迈利的身份跟他打个招呼，这样他就会把我捧到天上去了。这个开头糟糕透顶，我半下决心，搭建社交网络时把戴尔特排除在外。在这件事上我判断错了。他是个出色的特工。

“他仍是不遮不掩地夸夸其谈，却很有技巧地化用为一种虚实结合的诈骗术。因为残疾，特务机构没有让他进去，但是他自己在铁路部门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不用多久，他就排除万难，坐上了一个有实权的位置，截获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比如部队派遣和军火运输的目的地和时间等方面的详情。自此之后，他就能汇报投弹的成效了，还能精确查明关键目标。他是个非常厉害的指挥员，我觉得正是这个专长救了他。他在铁道部门做得很好，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几乎没有任何污点。因为表现杰出，他们甚至给他颁发了市民勋章，我看，盖世太保是因为这个，而很识时务地把他的档案扔掉了。

“戴尔特有一套跟浮士德看法一样的理论。自己一个人闷着头想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把想法有效地付诸实践才行。他经常说人类最大的错误就是区分灵与肉：如果规定没有被践行，那么它就不存在。他老是引用克莱斯特51的话：‘假如所有眼珠子都是用绿玻璃做的，又假如所有看似白色的东西其实都是绿色的，那么谁更聪明一些呢？’诸如此类的话。

“就像我说的那样，戴尔特是一个出色的情报员。他甚至能做到在适宜飞行的晚上为轰炸机安排运送特定物资这一步。他有自己的办法——那种能够胜任情报工作的天赋。想像这种局面还能延续下去似乎是很荒唐的，我们投弹的范围总是非常广，要是把这些工作全都交托给一个有二心的人，那是很幼稚的——更不用说戴尔特这种人还挂着藏不住话的臭名声。

“需要我去跟他打交道的那部分工作挺简单的。戴尔特跟以前一样需要到处跑——他有一份特殊的护照可以畅通无阻。跟其他情报员相比，我们的通讯就是儿戏。我们会时不时地碰个面，在咖啡馆里说上几句，或者他会开公家的车来接我，载我沿着主干道开上六七十哩，装成送我一程的样子。但更多的是，我们乘坐同一列车，然后在过道里交换公文包，或者到剧院存包，然后交换存包处的票据。他很少会给我传递命令的原始文件，而只给复写版。他会让秘书做很多事——他会叫秘书专门做好收集工作，好让他每隔三个月便能在午饭时间把文件都倒进公文包，以作‘销毁’。

“好了，到1943年，我被召回来。我猜那个时候我做生意的掩护身份不太行了，而且我也已经变得有点过气了。”说到这里，他从吉勒姆的盒子里取了一根香烟。

“但不要把戴尔特给忘了，”他说，“他是我最好的情报员，但不是惟一的一个。我自己有非常多令人头痛的事情——跟其他事相比，管他还是很轻松愉快的。战争结束之后，我从继任者身上打探戴尔特以及其他人的遭遇。他们有些人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重新安定下来，有些人就慢慢回到破败的家乡。根据我的推测，戴尔特拿不定主意。俄国人还待在德累斯顿，毫无疑问，他放心不下。最后他还是回去了——他真是只能走这一步了，因为他母亲的原因。无论如何，他讨厌美国人。而且，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