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声的战争（第2/23页）

刘湘对自己的优缺点也看得很清楚：“我比他迟钝，但凡事经考虑决定后，绝不中途变更。”

生活永远是那么神秘，那么难懂，好像一本厚厚的无字金书，不过在历经磨难之后，反而会越读越有味道。隐隐然，刘湘又有了类似于重庆“新野崛起”时代的那股气势和希望。

他说：“今后我要对桑梓有所贡献，造就理想四川，必须延揽人才。”

“七训”只是培养本地人才，刘湘开始从外省引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晏阳初。

刘湘专门划出一个县作为实验区，供晏阳初等人从事农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在当时颇有影响。

就在刘湘意气飞扬之际，他的世界却忽然被外来者给搅乱了。

想当初宣布门户开放时，刘湘曾遭受到四川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许多人说他是在“引狼入室”，这使他一度颇为担心。

不过这种担心很快便被证明为多余的。

参谋团到重庆初期，给人的印象是“临时派遣”、“编制简单”、“权力不大”。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为人低调，最不喜欢抛头露面，他的身份可相当于钦差大臣，但从不以此炫耀，无论听汇报还是下指示，都以“客位”自居。

川中百姓过去见惯了滇黔军和北洋军的飞扬跋扈，觉得很是新鲜，对外来者的看法也逐渐发生改变。

1935年3月1日，蒋介石首次乘专机抵达重庆。除刘湘亲自到机场迎接外，街道两侧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手持书写标语的小旗，高呼欢迎口号，对“中央”已不是抵制，而是欢迎。

老百姓的愿望说穿了，其实非常简单，甭管你们谁称帝，谁当王，能保证每个人都有饭吃，能过上太平日子，就阿弥陀佛了。当时四川饱经战乱，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川军又连吃败仗，民心为之惶惶不安。大家朝思暮想，都期冀着四川能在“中央”的扶助下，趋向稳定和好转。在这种情形下，再没什么人提“引狼入室”，对刘湘开放门户的争议也随之烟消云散。

刘湘不用为别人担心了，他需要担心的是他自己。

蒋介石初到重庆时，还比较注意克制，处处尊重刘湘，除指挥军事行动外，一般不直接插手四川的地方事务。即便军事方面双方也泾渭分明：蒋介石用行营的名义调度滇黔军及“中央军”，刘湘则通过剿总，向川军发号施令。

可是好景不长。

蒋介石在重庆的公开讲话不再客客气气，而是经常夹棒带刺，批评这个，数落那个，首先成为枪靶子的便是川军将领的排场。

川将外出，像刘从云那样乘八抬大轿，掌“天下兵马都将军”旗的固然不多，但热闹是一定的，经常是随行卫队前呼后拥，呼啦啦地跟一大群。

老蒋的批评视角倒也独特，他不是说川将不能有卫队，他说卫队不像话：小汽车门外的踏板上非要站一带枪卫兵，有什么必要？人家要伏击你，不是正好一枪一个吗，太落后了。还有，卫兵既佩手枪又背马刀，刀柄上系一红绿绸巾，以为你们还在清代？野蛮！

蒋介石对川将的观感，归结起来就是四个字：“野蛮落后”。说的是川将，但作为川将盟主的刘湘，脸面又往哪里搁？

四川积弊既久，让老蒋看不惯的东西自然不在少数，“卫队问题”不过算是鸡蛋里挑骨头，诸如抽鸦片之类，更是事实俱在，想赖都赖不掉。

微博骂人一向都是件很吸粉的事。蒋介石在台上扮老愤青，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台下则掌声雷动，一片叫好，只有刘湘一个人阴着脸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其实这只是迟早的事，因为蒋介石与刘湘不同，他的人生规划是奔着另外一个方向去的，狐狸尾巴夹得再紧，该露还是要露出来。

以后随着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西康，蒋介石相应也移驾成都，成都由他带来的宪兵驻守，其公开讲话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听众也越来越广。

据说同为川人，成都人与重庆人的性格还有所差异，重庆人较火爆一些，成都人相对闲适淡泊，喜欢三三两两地在小茶馆摆龙门阵或推麻将，因此集会时人数一般不多。

有蒋介石出席的成都集会，每周举办一次，一次就能召集千人以上，这些人均为成都各界代表，显然是件颇不寻常的事。

1935年7月15日，成都召开“新生活运动”扩大宣传大会，参加人数达两万余人，达到参谋团入川以来，蒋介石公开出席政治活动的最高潮。

至此，四川人大多知道了“救国救民的蒋委员长”，刘湘的角色被越来越边缘化。

在舆论上占得优势后，蒋介石更加不把刘湘当一回事，理由很简单：既然找到了拉面馆的师傅，自然不用再老吃方便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