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第7/10页）

父亲低头看看屋里的芫荽。

“唉！本来想留到过年卖个好价钱。”他轻声叹了口气。

十一月十日，飞水大集，一个五十岁的老头，头戴破毡帽，手推小推车，车子的两边各放一个破席笼子，上面盖着破被子，艰难地行走在赶集的路上。路上冰冻很滑，他不得不把腰哈的更低，两腿叉开，小心翼翼地走着，有时滑得一个趔趄差点跌倒。手上连手套都没戴，走一段路程，他不得不停下来，搓搓冻得发红的手，哈出的热气，凝结在嘴上，形成白白的胡子。

到了集上，找个摊位，他蹲着，可怜巴巴地指望着能有人买他的芫荽。

“老兄，芫荽不错啊！批发给我吧！三毛钱一斤怎么样？天这么冷，蹲在这里滋味很不好受啊。你快卖了，早回家暖和，你看你冻得这样子。”一个差不多大的菜贩子凑上来说。

“三毛？凭我这芫荽，至少四毛啊？不卖，我零卖。”父亲说。那菜贩子悻悻地走了。

日到中午，父亲卖得差不多了，起身直了直腰，从车子上拿出一个书包，推着车子来到一个羊肉汤摊。

“老范，来一碗羊肉汤。”父亲和他是老熟人了。

“哎哟，仕途啊，又卖上了。来喽，来个火烧吧？”老范说。“不用了，我自己带的煎饼。”父亲说。

每次赶集回家，父亲把那些破碎的油渍渍的黑糊糊的零钱仔细地数一遍，小心地放好。

“40块了，差不多了。”父亲叨念着说。

年底，大哥回来探亲了。穿着军装，英俊潇洒，真不亚于斯诺当年在陕北给毛泽东拍的相片上的模样。

“保财，看这表怎么样？你对着收音机调好时间，我不会上弦。”父亲喜滋滋地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盒子。这是父亲托本村在外面干供销员的王余水给买的。

大哥打开一看，亮闪闪的，是北极星牌的。

“好，这手表不错！”大哥赞叹说。没来得及调准时间，就戴在了手上。

一年后，也就是1981年，大哥复员回来，又和嫂子住进了父亲和五叔及亲戚帮忙盖的新房子，虽然是土房子，父亲已经尽力了。

分家时，碗、筷子、粮食各一半。

“叔，大哥就两口，我们六口，还对半分，这太不公平了吧。”我不满地说。“你看，囤里就这点粮食了。”

“你孩子懂啥？我对你大哥十分，才不赚别人说，这还不一定赚的好。可对你三分，没人会议论我。”父亲说。

刚刚分开家，四叔回来了，这天也巧，二姑也来看父亲。二姑一家自1958年移民到吉林后，忍受不了那里的严寒，前两年又迁回牟山水库了。表爷爷又重新给二姑一家盖了房子才安顿下来。

中午刚放学回家，就看到母亲在炒菜。

“娘，谁来了？”我问。凭我的直觉，一定是有客人来了。

“你四叔和你二姑。”母亲话完，从西屋出来一个高大的中年人，四方脸，厚厚的嘴唇。见了我，嘴咕噜着，和我说话。我一看就是四叔。这是我第二次见他，第一次才几岁，也没印象了。

四叔上次回来大约是在我6岁的时候，如今我都12了。虽然幸福村距离我家不远，不过20公里，但四叔明白，自己无辜得了麻风，被村里视为异类，还回来干啥？一般都是每年不定期父亲去看他。

四叔把我领到一边，蹲身热情地看看我这里，看看我那里。然后站起来，比量着他的身高，又指指我的身高，说我长得太矮了。

二哥中午不知到哪里去了，回来准备吃饭，一看四叔在，脸一耷拉像遭霜打的茄子顿时黑糊糊的，招呼也不打，转身就走了。估计是去了大哥家，反正直到晚上才回来。

四叔困惑地指了指二哥，嘴里哇啦着，我也搞不懂。

吃饭前，四叔指了指地上的粮食，摇了摇头，摆了摆手，告诉父亲不要送，他够吃的。然后指了指粮食，指了指父亲和我，让我们吃。

“二哥，我这次来，是商量给仕才找对象的事情。你看，五弟也30多了，还光棍一根。急啊！”二姑边吃饭边说。

“二姐，我也急啊，可谁跟啊？”父亲喝了口表爷爷让二姑带来的老地瓜干酒。“我邻居有一个，年纪大点，还有点傻，心脏不好，但家庭不错，他父亲原来是干公安局。五弟，你觉怎么样？有总比没有强啊！”二姑说。

“那我要干啥？我要累赘啊！”五叔把一盅酒一口倒下去，展开热好的煎饼，卷上一棵葱，“咯吱”咬了一口。

“那你说怎么办？家里穷，因为你大哥、四哥把你耽误了。咱娘和咱爷都没有了，怎么办啊？”二姑伤感起来。

“我觉着二姐说得有道理。仕才，不如去见一见，不是太大问题的话，就成了吧。总要成个家啊！”父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