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总好过无所作为（第2/5页）

“我的名字叫什么？”

“我不知道。”

他摘下了帽子和口罩，弯下腰，这样她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脸。他生着一张富有辨识度的大脸，有一双深陷的眼窝，和精心修剪过的山羊胡子。

“你看着我，认不出我的脸吗？”

“确实认不出。”

剃了光头的病人躺在那儿，向弗里曼的秃脑袋挥了挥手，打趣说道。

“他们也把你的头发给剃了？”

弗里曼又做了一个记录。当他发现病人留存的幽默感时，他总是十分高兴。在近来的另一个手术中，在对第四半脑叶进行切割之前，他就问一个53岁的病人，在他的脑子里划过了什么东西。那人想了一分钟，然后说“一把刀”。现在弗里曼对他当前的病人笑了笑，继续询问。

“我是谁？”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弗里曼点点头，表示满意。

在19世纪后期，瑞士精神病学家戈特里布·布尔克哈特医生（Dr.Gottlieb Burckhardt），首次在精神病领域遭到了现代神经外科的攻击。布尔克哈特跑到普瑞法吉儿镇（Prefargier）的一家私人疗养院，普瑞法吉儿镇是一个位于崎岖山区、以手表制造而闻名的地方。在过去几十年与精神病患者的交流中，他发现了疯癫在神经学上的根源，以及大脑纤维的损伤是如何导致其症状的理论。1888年，他决定将他的理论投入实验。他没有神经外科医生相关经验和培训经历，但他还是搜罗了一套神经外科工具用于工作。在他挑选的第一批实验对象中，有一个病人“永远处于焦虑、难以接近、吵闹暴戾、有攻击性、随地吐痰，但是却穿着笔挺而一尘不染的夹克”。她51岁，是个“特别恶毒的女人”，她已经在机构里待了16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她接受了五个不同的手术，布尔克哈特打开女人的左边颅骨，先后一共切除了她18克的大脑。切除的方式有些漫无目的，并不专注于神经解剖区域中的任何一个部分，而是针对一个很广泛的部位，其中包括脑中枢、额叶、顶叶和颞叶皮层。布尔克哈特对他的手术结果的报告是，病人变得“更加可控了”，并补充说了她“没有恢复”之前的智力。而他在最后一次手术的记录中提到，"B夫人从一个危险亢奋的精神病，变为了一个安静的精神病。”

到1889年底，布尔克哈特至少对五个病人进行了手术。其中两个死了，两个患上癫痫，一个自杀了。不过，他认为他的实验成功了。“医生们有不同的天性，”他写道，“一种是坚守古老的原则‘primum non nocere’（拉丁文，意为以不产生伤害为首要）；而另一个则是‘melius anceps remedium quam nullum’（拉丁文，意为做点儿什么总好过无动于衷）。我当然属于后者……许多新的外科方法的诞生，都应该先寻找到其意义、禁忌和方法，而每条获得新进展的道路都可能要以生命为代价。我不认为这种代价可以阻碍我们实现目标，实现我们用外科医学方法来治愈病人的目标。在所谓的纯医学层面，我们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无论自己是否愿意）。”

1892年，当布里克哈特将他这些实验一并发表出来时，他招致了整个医学界的诟病。正如一位针对性地回应了布尔克哈特的“总该有所作为”论调的法国精神分析家所言，“破坏性的治疗不如不治。”

布尔克哈特所沿袭的道路在接下来40年中一直被封杀阻断，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位名叫埃加斯·莫尼兹（Egas Moniz）的葡萄牙神经解剖学家开辟出了自己的新路。与布尔克哈特不同，莫尼兹集中刺激了大脑的一个特定区域：额叶。他的构想已经酝酿多年，但其最终的形式是在1935年伦敦举办的第二届国际神经学年会上确定的。

耶鲁大学生理学系的主席约翰·富尔顿（John Fulton）在研讨会上阐述了他与同事卡莱尔·雅各布森（Carlyle Jacobsen）近来对两只黑猩猩所做的一系列实验。它们分别叫贝基和露西，富尔顿和雅各布森对它们进行了基本认知测试，他们发现这两只猩猩和其他黑猩猩一样脾气暴躁。当它们无法准确完成测试时，很快就会陷入挫败感当中，其表现可能是暴跳如雷，或者仅仅蜷缩在笼子的角落里。它们也对反复的实验本身越来越没有耐心，变得越来越不配合测试，其行为被富尔顿称作“实验性神经症”。富尔顿告诉听众们，他和雅各布森用手术摘取了贝基和露西的额叶，之后再重复了之前的实验。他们观察到一种深刻的变化。“对动物做的实验还是一再失败，甚至比先前犯更多错误，”富尔顿说，“如今更是连实验神经症的症状都无法被唤起了。”也就是说，手术摧毁了黑猩猩的认知，但也使他们变得更加平静，不再神经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