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为繁华而鸣王安石

在大宋王朝的诸多大臣中，大概很少有人像王安石这样备受争议。与王安石同时的御史中丞吕诲就曾经上书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苏洵还专门写了一篇《辨奸论》，影射王安石，说他嘴上讲仁义道德，似乎做着伯夷叔齐一样的事情，为人却不近人情，穿着囚犯的衣服，吃着猪狗的饭食，把自己弄得像个囚犯，还得意扬扬高谈阔论：“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些言论已经近乎人身攻击了。而清朝梁启超则对王安石评价极高，说“三代以下求完人，惟公庶当之矣”。而列宁更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这些动辄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评论的产生，都源于十一世纪那场短命的改革。

敢为圣朝除弊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临川人。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自幼好读书，勤学不倦。庆历二年（1042年）中进士，先后担任过几任地方官。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诏王安石任江宁知府，不久转为翰林学士。

由赵匡胤奠下基础的宋代政治制度比较成功地消除了武将专权等唐五代积弊，使皇帝手中的权力大大增强，但是这是以牺牲军事实力为代价的，“这使宋朝在处理他们与富于进攻性的蛮族邻居的关系时，处于不利地位。”（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因此宋朝在与西夏、辽等政权的战争中频频失利，损失惨重，即使是范仲淹这样的名臣，也只能做到坚城固守而已。而北宋盛行的奢靡风气更是使社会财富逐渐减少，国家财政日见吃紧。人口逐渐增长，军队日益庞大，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宗教越来越兴盛，这都使各项行政费用比立国时增加了数倍。“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于是，“上下始困于财矣”（《宋史·食货志》）。

早在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就上书仁宗，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国家日渐明显的颓势。他的建议虽然没有被皇帝采纳，但是却在官员中间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忧国忧民的士大夫都把挽回国家局面的希望寄托在了王安石身上，期待着他早日执掌权柄。

熙宁初年（1068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皇帝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次年，又升任宰相，被后人称为“熙宁变法”的改革拉开了帷幕。

马克斯·韦伯说：“儒教乐观主义的最后的结论是：希望完全通过个人自身的伦理力量和有秩序的行政力量来实现纯粹个人间的完美。”（《儒教与道教·中国传统与异端伦理的传统主义性质》）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乐观主义者：

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扩张发展，一如汉唐两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应天命成此大业之人。

——林语堂《苏东坡传》

而王安石更是一个自信得近乎偏执的政治家，他坚信：“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林语堂先生调侃王安石的固执时说：“王安石很可能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的一则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作那种美德了。”（同上）

但是，王安石激进的态度激怒了传统的士大夫，他执拗的性格更是为他树立了不少敌人，苏东坡就嘲笑他是“拗相公”。在新法执行期间，他用人不善为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他重用的吕惠卿、李定、蔡卞、章谆等人，很多人人品低下，早为士人不齿，而新法遇到阻碍之后，其中有些人更是率先出卖王安石；那些反对新法的，如汤因比所说，“包括一些真正杰出的人”，如司马光、韩琦、富弼、欧阳修、苏东坡、范仲淹等，连林语堂先生都说：“此一极不平衡的阵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表，令人不禁纳闷王安石化友为敌的才气，以及神宗宠用王安石所付代价之大。”（同上）

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不久重返宰相之位，继续进行变法。两年后，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即位，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所有新法被废除，“熙宁变法”宣告彻底失败。

新法被废除的消息传来时，王安石正闲居在江宁府，当他听说连免役法也被废除时，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郁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