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李金斗（第2/4页）

说到我得的电视机也有故事。在得了两台电视机后我非常后悔，不是得奖不高兴，是之前我正好买了一台电视机，要知道那个时候电视机不好买呀！因为得奖电视机可以留着作纪念，这就是奖杯。

那年头电视机还是抢手货，很不好买的。相声演员李建华的一个朋友是石景山文化局副局长，他也想要一台电视机，于是他开着卡车就把电视机拉走了，当时还没给我钱。剩下一个小的也没放多久。我岳母在电视里看我得了两台电视机想要一台，我二话没说给她了。问题出来了，我得了两台电视机，人家问我儿子，哎，你爸得了两台电视机，没给你一台？这让我想起来就很愧疚。怎么办？他正要买摩托车，干脆给了他500块钱平了这件事。电视机没了，事情没有完。团里很多人说你得奖了应该请客啊！得，我又得花钱请客。结果是得了奖，却什么也没有捞着。

当时各大媒体到处宣传，登照片和消息，一时间我和李金斗真是很红。我这人做人一贯低调，我觉得我能有成绩是我有地利，我在北京得天独厚。

现在走到哪儿，李金斗、刘洪沂就捧我，说我是《武松打虎》的作者，《包公传奇》也是我写的。事实上没有他们的成功表演，我的作品就等于零。我们之间都很注意团结，关系好是众所周知的。

遭遇打压的日子

因为一些事我与领导搞得很不愉快。尤其是我写了一个戏，他想要署名字我没有答应，那个戏没有排成不说，后果也不问则明。

当年中央电视台和文化部有两个大赛。为了压制《武松打虎》，领导不让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大赛，只能参加文化部的。众所周知，不让《武松打虎》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大赛，实际就是扼杀，不是说文化部的大赛不重要，而是即使参加了，没有通过电视台播放影响就小多了。

为了压制《武松大虎》，当时采用的手段是开艺委会，由艺委会做出决议。理由是：北京曲艺团是属于文化部管理的，《武松打虎》理所应当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活动，中央电视台与北京曲艺团没有隶属关系，可以不参加。人家是领导，别人又不好反驳，我与李金斗又不是艺委会的成员，这个决议就这么定了下来。 那时，这位领导和李金斗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原因就是一个，这个段子没有通过他手，是底下私自敲定的，所以这段相声当时的处境相当危险。我和李金斗都觉得这位领导这样做事会遭到报复。在这种情况下，李金斗实在是忍无可忍。因为这个领导在困难的时候找李金斗借过钱一直没还，李金斗也不客气，在大街上当着很多人的面让他还钱，关系搞得很僵。

所以，不论什么时候，当职位变成为个人谋利的权柄时，就会出现问题。现在我们反腐，都是因为这个。领导应该为底下的演员、作家、作品服务，帮助推上去，哪能扼杀？

后来这件事让中央电视台知道了，金成导演觉得事情严重，因为相声大赛要有过硬的段子，不能没有《武松打虎》的参加。通过电视台、电台有关人员找团里领导谈话，意思是如果不让《武松打虎》参加，今后团里所有的宣传都会受影响，他们也应该知道，也没有道理不让参加。我和李金斗经过争取，最终相声《武松打虎》参加了大赛，我们也没有辜负家人和朋友们的期望，《武松打虎》在比赛中，获得了创作一等奖和表演一等奖。

我认为忍让是有限度的，忍让不能到卑躬屈膝的分儿上，这件事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很大。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让我们得出一个道理，我们做人就要正直。我认为一个人要有人格的标准，没有标准是不行的。我这个人是最能委曲求全的，但不能什么事都委曲求全。

这次成功后，我们两人又继续合作了一个水浒系列，包括《武松打店》《武松做报告》《宋江验收二龙山》等。

咱们友谊长存

我们之间合作确实很默契，由于我们的结合，电视台需要节目找我也就先找李金斗。电视台要找李金斗，李金斗就叫我来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相声《武松做报告》。那是一个十一晚会，电视台让我写指名让李金斗说。这是以讽刺为内容的相声作品。说的是武松打虎后，成了英雄，大家叫他做报告。一个很简单的事，非要把他拔高，武松被抬得太高，高得胡说八道。报告里讲老虎扑过来后，武松马上定格，老虎在空中悬着，然后武松想起了黄继光、董存瑞……各种英雄事迹。作为一个当事人，在一刹那不可能想这么多。现在也是，一辆汽车来了，看到有小孩，一般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救孩子，哪有那么多想法，否则车早压过去了。这个相声讽刺了社会上的一种不正风气，立意深刻，让人记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