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格街谋杀案（第8/14页）

我对他说，所有的证人都一致推测那个嘶哑的声音是发自一个法国男人的，而针对那个尖厉的声音，或者照其中一个证人所说的刺耳的声音，则有许多不同的意见。

“那本身就是证据，”杜潘说道，“但是它不是证据的特殊所在。你没有注意到特殊之处。但是确实有东西值得留意。照你说的，那些证人在嘶哑的声音上意见相同；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尖厉的声音上，特殊之处在于——不是在于他们意见不同——而是，当一个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法国人试图要描述它时，每个人都把它说成是外国人的声音。每个人都很确信那人不是自己的同胞。大家都把它比成——不是比成自己精通该语言的那国人——而是恰恰相反。法国人推测这声音是西班牙人的，而且‘如果他懂西班牙语的话，他可能会分辨出几个词。’荷兰人认为这是法国人的声音；但是我们发现报道中说‘他不会讲法语，是通过翻译被询问的’。英国人则认为声音是德国人的，而且他‘不懂德语’。那个西班牙人则‘确信’那是英国人的声音，但他完全‘凭语调断定，因为他根本不懂英语’。意大利人相信这是俄国人的声音，但是他‘从没和俄国人讲过话’。还有，第二个法国人与第一个不同，而且他很肯定那声音是一个意大利人的；但是他对意大利语不熟，就像那西班牙人，靠‘凭语调’。看来，那声音真的是又奇怪又特殊，居然会引出这样的证词！——这人的语调，甚至是欧洲五个重要区域的居民都不太熟悉！你会说也许它是亚洲人的——非洲人的话。巴黎很少有亚洲人或非洲人；但是，在不否定推论的情况下，我现在只是请你注意以下三点。这声音被一个证人表述为‘与其说是尖厉，还不如说是刺耳’。它被另外两人认为是‘短促而不稳定的’。没有词语——没有像词语的声音——被任何证人提到是可辨别的。

“我不知道，”杜潘接着说，“到此为止，根据你的理解，我这样讲给了你怎样的印象；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正是这些从证词中获得的合理推论——我指的是有关嘶哑和尖厉声音的证词——它们自身就足以引出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将为对此神秘事件的所有更进一步的调查指明方向。我说的是‘合理推论’；但是我的意思并没有因此而被充分表达。我的意图是要暗示，这些推论是唯一正确的，而且从中产生的必然的疑问也是唯一的结果。然而，这疑问是什么，我现在还不会说。我只是希望你记住，对于我，那怀疑足以使人确信地让我在对那房间进行调查时，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一种明确的倾向。

“让我们把想象转到这个房间。我们首先该在这里找寻什么呢？找凶手逃离的途径。应该说我们都不太相信超自然的事。莱斯巴拉叶夫人和小姐不会是被幽灵杀害的。罪犯是个物质化的肉身，也通过物质化的方式逃离。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幸亏这一点上只有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必然会引导我们找到明确的结论。让我们来一一探讨可能的逃离方法。很明显，当大家上楼梯的时候，凶手正在后来莱斯巴拉叶小姐被发现的房间里，或者，至少是在隔壁的房间。因此，我们只须从这两个房间来寻找线索。警察已经四处搜索了地板，天花板，以及墙上的砖砌，没有什么隐秘的出口会逃过他们的警惕。但是，我信不过他们的眼睛，亲自检查了一下。那里的确没有什么隐秘的出口。从两个房间通向过道的两扇门都被牢牢地锁上了，钥匙在里面。让我们再转到烟囱。这些烟囱虽然宽度很寻常，在壁炉上方宽达八、九英尺，但是也容不下一只大点的猫的身体。这早就说明了不存在这里逃走的可能性，那我们就把线索范围缩小到窗户上。若从前面屋子的窗户逃跑，就肯定会被街上的人发现。那么，凶手必须得从里面屋子的窗口逃走。现在，既然我们对结论是如此确定，那么，作为推理者，我们就不能因为其看似的不可能性来推翻这个结论。我们只有来证明，事实上，这些明显的‘不可能性’并非如此。

“房间有两扇窗。一扇没有被家具挡住，是完全看得见的。另一扇的下面部分被笨重的床架顶部遮住了，床架靠窗很近。第一扇窗从里面被牢牢锁上了，再怎么用力抬，它都抵挡得住。窗户左边有一个大大的手钻的孔，一颗很结实的钉子插在孔内，孔外几乎只露出钉头。再检查另一扇窗，那里也以类似的方式插着钉子；因此再大力气也抬不动窗子。于是警察就完全肯定出口不会在这些地方。因此，他们就认为拔出钉子打开窗是多此一举。